沒想過會放棄事業
兩人重逢后結婚,陳瑩隨后放下工作,隨夫前往美國。她說:“沒想到出去后就不回去了,也沒想過會放棄事業。”
抵達美國后,隻懂中法文的陳瑩頓時成了“文盲”,經濟和社會地位從雲端掉到谷底。她回憶說:“我從小對自己要求很高,要在經濟和各方面靠丈夫,我心理上是蠻難受的。”
隔年陳瑩懷上大女兒,王躍忙於研究無法全力照顧,她懷孕5個月時體重隻有49公斤,隻好獨自回國生孩子。
她回憶說:“11月的北京很冷,我剖腹生下大女兒的第三天夜裡,身邊沒有家人,護士讓我穿著單衣自己轉換病房。結果我高燒不退,差點見了死神,卻沒法打電話通知丈夫。”
住院了22天,未病愈的陳瑩堅持出院,不讓父母一邊在家中照顧已出院的女兒,一邊還到醫院照顧她。3個月后,她把女兒暫時留給父母回到美國,進修一年后,通過英文和GMAT考試,在1987年考入聖托馬斯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課程。
大女兒兩歲時,夫妻倆把她接到美國。那時王躍已取得博士學位,留校擔任博士后研究工作,正考慮著下一步該如何走。
加拿大還是新加坡?
不久后,王躍投出履歷,很快接到加拿大一家研究院的回音。
而新加坡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院那時成立不到兩年,研究院創辦人兼第一任院長陳仁惠教授愛才若渴,也向他伸出橄欖枝。王躍回憶說,有一段時間每天都會接到陳教授的越洋電話游說他加盟,還開玩笑地說,來新工作將是一個“金飯碗”。
但他對新加坡沒什麼概念,不知道這裡有什麼知名的研究型大學,也不知道本地科研是否與國際學術界有很好的接軌,有些猶豫。
最終還是妻子讓王躍定下心來新加坡。陳瑩說:“當時留美的中國人少,我們和來自台灣、新加坡的同學打成一片,以華語交流,關系密切。盡管對這裡不了解,卻有一種親切感。一想到這裡有朋友,又靠近老家,見父母容易,就決定來了。”
新加坡是幸福的家
抵新后,王躍的研究很快上了軌道,發表了許多有重量的論文。兩個孩子接受本地教育,雙語能力出色。陳瑩則先后在本地從事金融和教學的工作,但與法律沾不上邊。
在1990年代中期,新中兩國經貿發展迅速,本地法律界的觸角開始伸向中國,陳瑩曾被本地兩家律師事務所聘請負責中國法律事務。但由於常須出差去中國,而孩子年紀還小,因此不得不放棄發展的好機會。
看著留在中國的法律系同學個個事業有成,陳瑩卻說:“這一路走來有酸甜苦辣,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一個人成不成功要看他幸不幸福,隻要丈夫和孩子成功,我也就成功了。”
根已在這裡
而新加坡就是他們幸福的家。王躍說:“研究有成果,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外在條件也很重要,很感謝新加坡給予我這麼多機會。來這裡23年,我們的根已在這裡。過去30年中國的變化大,許多地方都認不出了,感情聯系變弱了。但我們這些年走遍了新加坡,對每個地方都熟悉。孩子也在這裡成長和受教育,具備東西方文化背景和雙語能力,走出去有競爭力。”
對陳瑩而言,在本地成為孔子學院講師,從事與曾祖父的事業相關的工作似乎也是命運的安排。
她說:“父母從前很少談起家族歷史,但始終重視培養我們的價值觀。我現在對女兒說,人生要不斷探索前行,有時候要連滾帶爬,但就是不能犯同一個錯誤。”
兩個女兒出門在外,夫妻倆是否希望她們能回到新加坡自己身邊?陳瑩說:“我們希望這樣,但不會設限,由她們自己決定。年輕的時候開闊眼界,多一點經驗,對將來有好處。”(沈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