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翻译家许渊冲成“网红” 质问为何胡说八道

2017-10-11 09:32:35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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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10月11日电 96岁的北大教授许渊冲怎么没想到,自己突然之间成了网红。

自《开学第一课》节目播出后,央视主持人董卿采访老先生的文章在朋友圈刷了屏。让北大学子颇有些不平的是:人们更多点赞董卿的“三跪”,却多少冷落了这位长者的学问。

初秋的一个周末,北大畅春园的一栋小楼里,我们有缘走近许先生。

这是一套简陋的小两居,水泥地面,到处堆的是东西,逼仄的门厅迎来我们几个外人,顿时无法立足,只能赶紧把自己塞进小床对面的沙发上。正内疚地想着还没能跟许先生自我介绍呢,老先生已经拿着打印好的文章,愤怒地说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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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们的采访竟是从一个不愉快的话题开始的。近日,许先生得知有人在网上诋毁他的“英文不过关”,甚至质疑他“抄袭”。从不上网的老人震惊之余甚为愤慨,一个半小时的访谈,许先生不断回到这个话题,不时质问:网络就可以不负责任胡说八道、不加核实污蔑别人吗?

我无法向老人陈述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在秋季午后的燥热中,老人背后斑驳的墙壁,泛出古老的历史感。北大30多年,就是在这间陋室,许先生翻译了上百本中英法文经典,成为“诗译英法唯一人”,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摘取翻译界最高奖项——国际译联“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120部中英法文译著,码成我们身后书架上浩浩荡荡的学术疆域。

自十几岁爱上翻译,70多年过去,什么样的逻辑能解构老先生的学术生涯?那些网上的“质疑”和“推断”,又有多少“证据”可以摧毁这样的日积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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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许渊冲先生在一起。

“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能打破的”

人物工作室:我看到书架上,有杨振宁先生捧读您《莎士比亚》译著的照片,听说他对您的翻译挺欣赏?还有当年您的老师钱钟书,是否也跟您讨论过翻译的方法?很多人说,你在翻译上打破了很多框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自己“传情达意”的翻译风格的?

许渊冲:20世纪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一个艺术家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为了更高的价值而做出自我牺牲。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也说过,发现前人的弱点并超过他们,就是突破。我这一生,先是不断超越自我,学习别人,提高自己,最后做到超越前人,攀登高峰。

过去这96年,如果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可以分为《青春》(1921-1950)《炼狱》(1951-1980)和《新生》(1980——)三部曲。概括起来说,五十年代教英法,八十年代译唐宋,九十年代传风骚,二十一世纪攀顶峰。也就是说50年代以前,基本是学习继承时期,同时注意前人的弱点,准备超越。80年代以前是改造时期,浪费了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1980年以后才开始我的超越时期,成了“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虽然我得了不少奖,但从过去到现在,翻译界对我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争论,只要是不同流派之间的正当学术讨论,我都很欢迎。只要是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我都接纳。但有的人根本不懂翻译,说的都是无稽之谈。那个指责我“抄袭”的人,说我的翻译是抄自外国人罗兰的,但是这个翻译根本就是我当年的老师方重教授的作品,他出版之后给我看,我说您翻的这个好是好,但是不押韵,我就修改了一下,最后的结果是方重教授是觉得我翻译得好。我觉得自己的翻译是追求鲁迅说的:意美,音美,形美。

我在翻译上打破了很多框框,对此国内有些争议,认为我的翻译与原诗差别较大,意译的成分较多。按照他们的观点,忠实原文逐字翻译最好,翻不好也没关系。但我认为,翻译的忠实不仅要忠实于形式,更要忠实于内容。内容形式统一时,我不离开形式;内容形式矛盾时,我选择内容。如果我的表达形式比逐字翻译的形式更能传达原文的内容,那我会选择我的表达方式。

我的翻译理念,也是逐步形成的。上个世纪三十年,翻译作品流行全国,鲁迅的直译很为进步作家所接受,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读了直译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不喜欢。我喜欢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喜剧,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小说,比如朱译的罗米欧和朱丽叶,最后两句“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几乎可以说是胜过了原文(原文直译:世界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影响之大,也可以说不在原作之下。从前人的实践来看,我认为直译不如意译。

西南联大第一个开《翻译》课的是吴宓先生,1939年暑假我听过吴先生讲翻译。大意是,翻译要通过现象见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当时我听了十分认同。我觉得吴先生的译论与鲁迅先生的不同,而我更心仪前者。根据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译可译,非直译”。

除了吴先生外,钱钟书先生提出翻译的“化境”,对我也有影响。他在《林抒的翻译》一文中说,“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上面说的朱译和傅译就说明了这种可能。但并不是说译者文笔优于作者,而是说“归宿语言”(译语)的历史比“出发语言”(源语)更悠久,内容更丰富,具有一种优势,而译者充分发挥了这种优势,就使译文胜过原文了。钱先生在给我的英文信中说,“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洛斯德不容分说地给诗下的定义: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无色玻璃的翻译会得罪诗,有色玻璃的翻译又会得罪译”。

在我看来,无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真,有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美,但是翻译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钱先生权衡之后,认为与其得罪译,宁可得罪诗。所以他为了求真,宁可牺牲美,他认为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比有色玻璃般的更忠实于原文。我却认为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主观的作者所写的客观现实,无论作者怎么求真,主客观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译者主观翻译的时候,无论如何努力,和客观的原作又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不一定大于作者和现实之间的距离。由于译语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不一定比源语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大,这就使译文有可能比原文更忠实于客观现实。其次,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既真又美,译文如果只求其真而不求其美,能算是忠于原文吗

人物工作室:听说1999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的10位教授,提名您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评委给您回信,称您的翻译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样本”。您回信说,诺奖一年一个,唐诗宋词流传千年。您是如何有这份底气和自信的?

许渊冲:诺贝尔奖只说明评委那十几个人喜欢这个作品,我不把这个看得很高。如果读者看了我的书觉得人生更美好,我觉得更有意义。

记得西南联大期间,我读朱光潜先生的书。他讲孔子《论语》第二章“从心所欲,不逾矩”时说,这也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应用到文学翻译上来,“从心所欲”就是可以自由选择最好的表达方式,“不逾矩”就是不违反客观规律。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前者高于后者。中国译论主张只要不违反客观规律,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表达方式。所以是积极的。西方对等论主张对等的翻译原则,适用于中西文学翻译,因为中西语文只有一半可以对等。

比如法国名著《红与黑》中,市长用高傲的口气说了一句话 J’aime l’ombre 对等论译成:我喜欢树荫。优势论者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前者批评后者不忠实,不符合对等原则,因为原文并没有“好乘凉”的字样。后者批评前者只忠实于原文的词,而不忠实于原文的句。因为市长是用高傲口气说这句话的,对等的译文有什么高傲的口气呢?“大树底下好乘凉”则是市长把自己比作大树,可以庇护大家,这才可以显出市长的高傲。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能打破的”,这是中国译论高于西方译论的一个原因,也是我在翻译中坚持“意美、音美、形美”的原因。

当然这种翻译方法,至今仍有争议,但我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一点也得到认可,我翻译的《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西厢记》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我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中外名著,是第一个获得“北极光”奖的亚洲人,我把这个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也是对我的翻译方法的肯定。我认为,文学创作是创造美,而文学翻译则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就文学翻译而言,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

责编:樊小菲、李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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