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生在文学、考古、书法、革命、社会活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地位。在他去世后，数十年来，人们对他的研究从未停息过，并且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记者曾专访了郭沫若女儿郭庶英，她深情回忆父亲的生前往事，不回避记者的尖锐问题，对当前一些对郭沫若的贬评也一一作出回应。

　　忆父亲：脚先下地天生“反逆”

　　郭庶英已年届72岁，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长女，与郭沫若一起生活了38年，在她的兄弟姐妹之中，时间可谓最长。

　　她率真敢言，谈起父亲郭沫若，她说：“我越来越觉得父亲是很不容易的。从前我也不觉得他多伟大，因为我们在经历、学术、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上差距太大了。”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区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里。

　　对于父亲的性格，郭庶英说，他是天生“反逆”，他说过自己出生时不是头先下地，而是脚先下地，自此走出一生作为反逆者的第一步。

　　1912年，郭沫若“反逆”了父母亲的包办婚姻，离开父母择婚的张琼华。在曾留学日本攻读法政的长兄郭开文的支持下，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到日本求学。在日本，郭沫若与同学成立“夏社”，进行爱国反日宣传。1921年，与郁达夫、张资平、田汉、成仿吾等成立“创造社”，呼唤“猛把黑暗劈开，地狱已倒坏”。

　　两次伤寒导致耳背重听

　　郭庶英说：“很多人知道父亲耳背重听，但并不知道他重听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父亲右耳几乎完全失去听觉，左耳只有微弱的听觉。”

　　郭沫若的耳聋是两次患伤寒高烧导致听神经受损而造成的。一次是在1908年读中学之时，另一次是1927年12月患上斑疹伤寒，此后一生深受耳疾困扰。

　　耳疾无阻郭沫若日均千字，他一生著述数千万字。郭庶英说：“父亲是通过艰苦的努力而获得丰硕成就的，每当父亲写作的时候，妈妈都不让我们打扰他。而且每次都在父亲桌上摆上他爱吃的小核桃酥，配另一种小甜点，父亲写作时总爱吃甜的东西。”

　　尽管因事务繁忙和严重耳背，郭沫若与子女的谈话机会不多，但郭庶英还记得抗战期间在重庆时，“父亲抽时间带我们郊游，在水里捞小鱼；在家里他有时趴在地上做马，让我们骑在他背上绕着屋子爬；爸爸还和我们捉迷藏，带我们去看戏……”

　　“那时，重庆几乎天天空袭，我们一听到警报响就拼命往防空洞里跑，有时回去叫父亲。一次，只见他还沉稳地在工作。等警报解除了，他还没动。他是太专心忘了去防空洞，还是摸着规律了？总之，他不慌张。”

　　妻子激发创作灵感

　　郭沫若的第一任妻子是包办婚姻的张琼华，她一直在老家守了68年，坚持在郭家照顾老人。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郭安娜相爱结合，育有四男一女，《女神》等早期诗作正是因郭安娜而作。

　　“她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父亲跟她结婚以后回来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她没有反对父亲，坚定地支持父亲的革命工作。在1937年父亲不辞而别、音讯全无之后，她受到了日本宪兵的拷问和追查，她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但她的几个孩子都很正派。”

　　“郭博（安娜二子）说过，在家里其实不是我爸厉害，是我妈厉害，她是日本武士家庭出身，性格很暴烈。他还跟我说了一个笑话：我妈看到房梁上有一只蟑螂，一刀‘啪’的飞过去就把蟑螂杀了。他还说，在家里父亲不怎么发脾气，脾气不好的是我母亲。”郭庶英说，“在那么动荡的年头，他们相处20年是不容易的。父亲对安娜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也寄托了对安娜最真挚的怀念。”

　　1938年，郭沫若与组织上派来照顾生活的于立群结合。

　　对于父母的结合，郭庶英的理解是：“父亲大概也正是在日本侵略者大肆屠杀中国百姓的民族危亡气氛下，希望把中华民族血脉的后代留给被血染的祖国。”《屈原》中的婵娟，即是以于立群为原型创作的。

　　“像他这样一个聋子，自己没有什么生活能力，在日本生活10年，中间回来参加南昌起义，又去了10年，再回到国内，对国内的形势、人情的变化都不是很了解。母亲在生活上给了他必须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