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ehan先生為他的讀者仔細地翻譯了中英文媒體上關於我的報導。他的言下之意太明顯了。而這正是我從小在澳洲長大的過程中經常會收到的反應。

　　這就是為什麼的，當我還小的時候，我一點也不想當個中國人。我想象其他人一樣當個澳洲人。我一點也不想說中文或看起來像個中國人。我不想與眾不同。我想融入這裡，屬於這裡。我的朋友大多是澳洲白人。在1970年代，澳洲幾乎沒有多少亞洲人，社會上的種族歧視非常嚴重。我和我的家人經常被叫做“中國佬(Ching Chong Chinaman)”，還被要求“回家去(go home)”。這對我是一種雙重傷害，而且叫我感到莫名其妙，因為我就出生在澳洲，沒有其他的家了。

　　我很晚才發現並接納自己的中國背景。年齡漸長，我開始對父母的先人感到好奇，想知道我的家庭來自何處。我們家在一些小事上與眾不同，比如進屋前要脫鞋，喝開水而不是冷水。而在大的方面，我的父母極其看重教育，他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好讓我和妹妹能夠接受最好的教育。

　　這啟發了我。像許多澳洲年輕人一樣，我渴望到海外旅行，體驗世界。我曾在海牙工作，在紐約大學進修。當我渴望到中國去工作和生活，我希望我三個年幼的孩子能夠了解一些自己的文化背景。當我的雇主，澳洲保險集團請我制定他們的中國戰略時，這個機會來了。2005年，我們搬到了中國。對我的妻子，一個在Killara長大的澳洲白人來說，這是一次文化沖擊。

　　過去八年裡，我在中國學會了說、讀、寫流利的中文。我學會了如何在中國做生意，以及中國社會是如何運作的。我學到了尊重、面子以及謙遜的重要性。

　　就像Sheehan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我是一個企業家，但他卻把這個詞用得像是種羞辱一樣。我到中國去是為了幫助澳洲企業進入利潤豐厚的中國市場，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幫助澳洲企業也變成了一件壞事？

　　這也是我想帶給國會的經驗和工作背景之一：幫助澳洲經濟在巨大和不斷增長的亞洲市場中蓬勃發展。

　　在我們出發前往中國前，一天晚上，在吃過晚飯之后，我母親讓我坐下來。“你到中國以后就會發現自己身上的中國特質的。”她說，“但別忘了你是澳洲人。”我沒有忘。事實上，我以一種更加深入的方式發現了自己身上的澳洲特質。澳洲是我和家人的未來之所在，是我真正的社區，也是我想要做出公共貢獻的地方。另外，我的澳洲身份和我的華裔身份從未發生過沖突，它們相輔相成，構成了今天的我。

　　我支持澳洲多元文化。澳洲華人和其他澳洲少數族裔人士為這個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的信念是，我們需要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澳洲身份：無論你來自哪裡，無論你有著什麼樣的膚色，你的澳洲身份隻取決於你為澳洲做出的貢獻。

　　1999年時，曾有許多人邀請我進入主流政壇。但在與我的父母交談過后，我決定先獲取更多的經驗，把個人生活和事業擺在首位。這樣我才可以做出更好的貢獻。未來，我將會更強大，更智慧，對自己的價值觀和信仰也將更有把握。

(責編：姚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