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媒：中國式春節 紅包“減負”不易

　　2月11日，廣州長隆國際大馬戲一眾外籍演員入鄉隨俗，當“財神爺”為游客發祝福大紅包。中新社發 劉衛勇 攝

　　中新網2月1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日前刊文說，小小的紅包在華人社會的關系之間有著微妙的含義。在中國式關系鏈條裡，想為紅包“減負”，被認為是不容易實現。不同關系之間往來的紅包數字，已大致約定俗成，如果不給或者少給，都會被人視為禮儀缺失。

　　文章摘編如下：

　　春節派紅包，是華人社會長久以來的傳統習俗，除普通百姓之間的禮尚往來之外，小小的紅包在社會的關系之間也有著微妙的含義。隨著近年來人情消費的水漲船高，紅包開支已成為一些民眾不小的經濟負擔，不過，在中國式關系鏈條裡，大多民眾也不敢輕易破壞這個規則，想為紅包“減負”，被認為是不容易實現。

　　長輩給晚輩派壓歲錢，寓意平安度過一歲，而這俗稱紅包的壓歲錢“行情”的演變，反映出市民消費水平的高低，也反映出時代觀念的變遷。對於中國民眾來說，過去紅包的象征意義遠高於實質意義，但現在則大為不同。

　　中國不同區域的紅包消費有著細微差別，不同人情圈子的紅包內涵也有所不同。在廣州IT企業任職的鐘瑛受訪時說，加上孝敬父母的紅包，她今年在紅包上的花費大約在8000元左右，相當於她一個月的工資。

　　在鐘瑛所處的圈子裡，親朋往來的紅包額視彼此關系的緊密程度而定，每個紅包在50元到300元之間。另外，廣州企業裡有已婚人士派發紅包給未婚同事的習慣，每個紅包為10元或20元。在廣東打工的湖南人潘玉芳在這方面的消費要少一些，她用於親戚往來的紅包在20元到100元之間，今年過年，她准備在人情往來上花費1500元左右，這相當於她大半個月的工資。

　　對不少家長來說，過年成本的上漲形成了一定壓力。今年春節前，《新聞晨報》與手機騰訊網聯合推出了網絡調查，結果顯示，約四成的網民過年要花掉自己三個月的薪水，當中最主要的花費用在孝敬父母和給小孩紅包等人情禮上，超過七成人表示，今年的過年花費會比去年高。

　　由於過年的成本高漲，近年來出現了不少關於過年習俗的輿論反思，呼吁讓壓歲錢回到原有的象征意涵。中山大學民俗研究中心教授葉春生受訪時說，紅包作為中國人際交往的一種方式，在表達祝願的同時，應當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來決定。

　　他指出，中國部分地區保留的舊有風俗便值得提倡，比如在廣東順德、南海一帶，民眾收到紅包打開看過之后，再原封不動地送還給對方，“這樣既相互表達了祝願，又不造成經濟負擔”。

　　但在中國的“圈子文化”下，單方面為紅包“減負”無疑是一項風險。廣州的鐘瑛便表示，盡管她也認為紅包花費過高，但不同關系之間往來的紅包數字，已大致約定俗成，如果自己不給或者少給，都會被人視為禮儀缺失。

　　對於中國春節紅包的形式，民俗研究專家葉春生指出，不同區域紅包的“含金量”有高有低，窮困地區的紅包可能只是一元錢，經濟發達的沿海一帶省市可能高至上千元，而在人情往來的過年紅包當中，具有半行賄性質的紅包也並不罕見。

　　他說：“托人辦事，對方在平常日子不肯收禮，趁著過節期間，就給對方孩子一個比較大的紅包。”葉春生說，這種“一半人情一半賄賂”性質的紅包，收受雙方都要坦然得多，在過年期間很常見。

　　不過，盡管以春節名義的公款吃請現象銳減，作為“台底下”的往來之一，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紅包腐敗能否得到明顯遏制，一些人認為，這也和普通百姓的人情紅包一樣，很難實現“減負”。

　　東莞一名台商稱，在商界與政界之間的交往中，收受紅包的現象相當普遍，他認為在新規下，未來的紅包來往方式可能會有所改變，比如以“喬遷”、“滿月”、“生日”等名義的公開宴請將有所收斂，相應的“禮金”當然有所減少。

　　對於春節期間這一社會的“潛規則”，這名在東莞多年的台灣商人就認為，作為維系關系的重要紐帶，紅包或仍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利益的推動下，“即便是有新規，但私底下的往來，還是很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