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在大洋彼岸 探訪海外華人身后的“空巢”父母  

    中新網12月12日電 據美國《僑報》報道，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留學生和移民群體正在日漸龐大，留守在海岸線上的“空巢”老人群體引發關注。

　　今年9月發布的《中國留學發展報告》藍皮書顯示，從1978到2011年，中國共有224.51萬人出國留學，而歸國人數隻有104.87萬人。

　　與此同時，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持續出現較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移居海外的新華僑華人不斷增多。據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估算，改革開放后從中國大陸和港澳台等地區移居國外的新華僑華人接近1000萬人。

　　這些留學生和移民離開中國的同時，留下了一個龐大的留守群體。不同於城鄉遷徙所導致的空巢現象，這一群體的老人面對的是更遠的距離、更大的文化差異和更難填補的思念。

    “給自己找樂，孩子也就放心了”

　　張玲(本文中人名均為化名)的一天從6點開始。給自己和老伴做了早點，她便下樓到社區的小花園裡和同伴練習太極拳——從退休開始，這個習慣已經堅持了十多年。

　　曾經是中學語文教師的張玲今年68歲。11年前，女兒嫁到美國，她和老伴就成了空巢老人。雖然看起來精神抖擻，張玲早年當教師時就烙下了腰痛、腿痛的毛病，嚴重時走路都很艱難。不僅如此，她還被高血壓、冠心病糾纏了多年。“犯病的時候頭暈，喘不過氣來。要是趕上晚上犯病，真害怕。”即使每天吃藥有效地控制了病情，但談起病情，張玲還是顯得心有余悸。

　　張玲的老伴已經76歲，患有腰椎間盤突出。幾年前，一次逛公園不小心摔了跤，腿腳就更不靈便了。老伴身體不好，生病了張玲隻能依靠住在同一個小區的妹妹照顧。“所以我得鍛煉身體啊，隻有自己保持健康孩子才能放心。”

　　濮明與張玲同歲。2003年，她的女兒到瑞士工作，她和老伴也開始了空巢的生活。退休以后，濮明投身華文教育工作，與張玲相比，她的空巢生活更加忙碌。同樣是早上9點，記者見到濮明時她正忙著給來自西班牙的華僑學生布置教室。要讓十來平方米大的酒店客房塞下15個學生並不容易，濮明把床頭櫃、梳妝台全都調動起來。搬桌子，挪椅子，裝配投影儀、電腦，全部是自己來。不僅如此，濮明還自己編寫培訓教材。

　　除了接待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僑青少年，她的業余時間都用來制作遠程華文教育的課件，印度尼西亞、葡萄牙都有她創辦的遠程教育培訓班。

　　為了向記者介紹自己的事業，她拿出Ipad，熟練地打開學校網頁，為記者展示自己制作的課件、錄像。“我正准備制作Ipad版的華文學習軟件。”雖已年過花甲，濮明仍然相信“人總要有點事業”。短短半個小時的採訪多次被工作人員打斷，詢問她培訓事項。排課表、請老師，濮明忙得不亦樂乎。“我就是給自己找樂，這麼著我就不老了，孩子也放心了。”濮明開懷地笑了。

　　宋玉祥已經84歲，一子一女都在美國生活了二三十年。2006年老伴去世后，宋玉祥就獨自一人在中國生活。“我這麼大年紀，他們都不放心我一個人住。”於是，去年秋天，宋玉祥的女兒先斬后奏，將老人安排進了離家不遠的養老院。“他們沒有征得我的同意就給我安排好了，錢都是她交的。住進來以后她還不放心，半年裡回國來看了我三次。”雖然嘴上不樂意，宋玉祥談起女兒的惦記時，還是滿臉笑容，“我住在這裡，他們也放心些。”

　　“美國有啥好的”

　　一走進張玲的家就能看到滿牆的照片。“這張是閨女和姑爺，這張是外孫女……”張玲熱情地向記者介紹。

　　幾年前，女兒一家遷到香港生活，並有了第二個孩子。女兒懷孕期間，張玲一直在香港照顧，后來也曾到女兒身邊生活。可老伴生病后，張玲不放心老伴一個人在家，就再也沒有去過香港。

　　到不了孩子身邊，老人隻能在網上看一看孩子們的照片。“他們在網上弄了個什麼頁面，我在百度裡一點就能看見。”張玲倒騰了半天，照片還是沒能顯現在電腦屏幕上。除了上網看，她還把孩子們的照片沖洗出來放在相冊裡，“我和老伴睡覺前都要翻一翻。”

　　看著美國親家制作的相冊集，張玲一頁一頁地翻著，為記者講述孩子們的生活：“這是大外孫女和她姑姑在玩拼圖，比我上次見她長大了不少……你看小東西的這表情多好玩……”“小東西”是老人對小外孫的愛稱，生長在香港，老兩口很少能見到他們心愛的“小東西”。“他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外孫女說話也像美國人了。”張玲多少還是有些無奈。

　　即使沒有家庭的牽絆，許多像張玲一樣的空巢老人也還是不願意出國生活。今年77歲的李黎就是其中一個。

　　2007年，她曾去美國與兒子一家小聚。“50多個州我去了30多個，紐約、芝加哥，還有跟加拿大交界的那個什麼瀑布，都是我兒子開車帶我去的。”談起兒子，老人不無自豪，可要說對美國的印象，李黎卻一句贊揚也沒有：“美國有啥好的，我覺得跟咱們這比不了。”用她的話說，“到那人都傻了，也沒人跟你說話，什麼也不會做。”

　　語言、文化是阻礙這種老人與孩子團聚的主要因素，東西方、兩代人之間生活習慣的差別也非常難以調和。張詠夏今年已經92歲高齡，大約10年前她也曾到加拿大和兒子一起生活，可隻住了一年她就堅決選擇回國。“那邊悶得很，我趴在窗戶上往外看，一刻鐘就過去一輛車。”談起那裡的生活，令老人印象最深刻的竟是這樣一幅場景。

　　無法與外人交流，和子女相處也很並不輕鬆。“在那的時候我淨忙著跟兒子吵架。新買的地毯，我不讓扔上面的塑料紙，他非要扔。”在兒子家裡，張詠夏時常洗完、料理花草，盡可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務。可她從不做飯，因為“我做的中國菜，孫女看都不看一眼。” 現在回想起來，老人苦澀地笑笑。

    電子設備解燃眉之急

　　北京市僑聯於今年3月起對僑界空巢展開專項調查，先后制發了調查登記表，根據該市各城區、局(總公司)和高等院校僑聯、各僑聯社團反饋的情況，建立了900多位空巢老人的基礎信息數據庫。

　　分析顯示，目前僑眷空巢老人存在的問題包括不能做家務、孤獨無人陪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住房沒電梯、看病挂號難等。他們亟需的幫助主要包括請保姆照顧、提供老年人餐桌、配備電梯、請人陪同看病、希望入住養老院等。

　　在張玲居住的北京市朝陽區麥子店街區，像她這樣的空巢老人都在家裡安裝了與電話連接的報警器，按下報警器，家庭住址、病例等信息就會傳到醫院。“我這樣患有高血壓的老人很多，真有了事，這起碼可以應急。”張玲說。

    不僅如此，北京市從2009年開始，為20萬名老人配備了一種叫“小幫手”的電子服務器，由65歲以上老人自願購買，可以一鍵接通親屬電話、緊急服務中心和社區服務中心。

　　老年餐桌提供一日三餐

　　李黎的老伴張滲幾年前心臟病發作，自己又患上了美尼爾綜合症，每天做飯都成了問題。於是，老兩口雇了一名鐘點工，專管一日三餐。

　　2009年，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市民居家養老(助殘)服務(“九養”)辦法》，提出要利用城鄉社區公益性用房、單位內部設施、居民空閑房屋等社會資源建立養老(助殘)餐桌。採取政府適度補助租金、項目補貼等方式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由各級居家養老(助殘)服務工作主管部門，選擇有資質且具有一定規模的品牌餐飲企業提供社區餐飲服務。用3年左右時間在全市具備條件的城鄉社區(村)建立養老(助殘)餐桌，為老年人(殘疾人)提供安全的配餐、就餐服務，並為行動不便的老年人(殘疾人)提供家庭送餐服務。

　　北京市老齡辦提供的數據顯示，北京市已經建立了3837個養老(助殘)餐桌。不過，在老兩口居住的北京市石景山區何家墳社區，老年餐桌並沒有得到充分使用。據社區工作人員介紹，盡管社區可以幫助有需要的老年人聯系周圍飯店提供老年人訂餐服務，但全社區414名60歲以上老人中，隻有三四家使用了此項服務。這一方面是因為完全喪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並不多，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九養”辦法》隻適用於北京市戶籍，像李黎兩口這樣的有需要戶口卻不在北京的老人並不能得到這樣的服務。

　　居家養老員上門做家務

　　除了老年餐桌，北京市從2009年開始，招聘了4400名居家服務養老員，何家墳社區也組織了“為老服務隊”，像李黎兩口這樣高齡的空巢老人是服務隊的重點幫助對象。

　　記者到李黎家採訪的這一天，正趕上服務隊上門服務，擦窗戶、拖地，三五個年輕人不到半個小時就將老人家收拾干淨。“你看我住在這裡多好，他們(服務隊員)隔三差五給我打電話關心我，還幫我買菜、干活。”李黎說。服務隊隊員介紹，小區裡一位退休不久的老人住的離李家不遠，專門負責照顧老兩口，不僅經常到家裡查看，有什麼事情老人也可以隨時打電話。像李黎這樣的情況，社區都安排了專人負責。

　　盡管如此，大多數中國老人不願意麻煩別人，而社區的力量也的確有限。在何家墳社區，80歲以上的老人有72人，像李黎這樣的空巢老人有14位，而“為老服務隊”隻有5人。社區主任許金環承認，社區能做的事情並不多，養老最終還是要依靠家庭。

    回國，讓父母安度晚年

　　在中國，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但隨著時代發展，“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卻顯得不合時宜了。對於遠在他鄉的游子而言，在個人生活和孝敬老人之間做出選擇，似乎成了零和游戲。但事實上，兩者之間並非不能平衡。袁杉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我不把兩者對立起來，不同的選擇可能會帶來不同的機會。”他說。

　　回國 VS 個人發展

　　去年初，袁杉離開生活了14年的澳大利亞回到北京。“我媽一年裡生了3次病，之后我就決定回來了。”他說。

袁杉的母親今年68歲，平時身體還算硬朗。可逢年過節，老人一忙起來，血壓就總是蹭蹭的往上躥。“有一次她自己在家量血壓，血壓器沒有顯示，后來才發現高壓220，已經超過了血壓器的顯示額度，太危險了。”袁杉說。

　　即使這樣，父母也從未表示過希望袁杉回國的願望，家裡的事情都是從親戚朋友處聽說。“很少有父母會勸子女回國，他們總覺得那樣會破壞子女的生活，所以遇到問題不管能不能解決，他們都盡量自己來。”

　　如果子女不回國，另一個辦法就是把父母接到身邊。“我周圍有很多人都在給父母辦移民。可是正常排隊的話，至少需要5到10年才能辦下來，對已經快70的父母來說太久了。”袁杉說。所以，身為家中獨子，面對日漸蒼老的父母，袁杉並沒有更多選擇：“就我一個兒子，我不在身邊就沒有人可以為他們養老，他們就等於沒有孩子。”

　　做出回國的決定不容易，回國后要面臨的困難就更多了。“我認識很多人，在國外也許算不上成功，但至少有一個平穩的生活狀態。回國意味著放棄之前的生活，能不能找到合適的工作，能不能適應國內的環境都是問題，風險很大。”袁杉說。正如他所言，剛一回國，北京的氣候就給袁杉來了個下馬威。“剛回來的時候嗓子真是難受了一段時間。我又是過敏性體質，一換季就要生病。”10月底，秋末冬初的季節，袁杉在接受採訪時還不停地咳嗽。

　　在澳大利亞，袁杉做了十幾年的二手電腦生意。回國后，他也曾嘗試著在不同領域找點生意做。可是回國一年多，在中國毫無職場經驗的他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機會，他也承認自己“對國內的工作環境確實不太熟悉了。”於是，十多年沒當過白領的袁杉最終選擇走進寫字樓，開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雖然困難依然存在，但對袁杉來說，生活在老人身邊才是最重要的。“街坊鄰居見到我都說，你媽看起來身體好多了。”袁杉顯得很高興。

　　現在，袁杉時常陪著父母逛逛街，到周邊轉轉。“回國不一定要為父母做什麼，但有孩子在身邊，對他們來說是個安慰。”袁杉說。

　　回國 VS 婚姻家庭

　　和袁杉不同，Ellen在澳洲讀完本科就為父母辦了移民手續。經過長達8年的等待，父母終於入了籍，一家人得以團聚。可是沒幾年，Ellen和丈夫卻選擇了回國。“那裡的文化認同感太低了。”回國后的Ellen將在澳洲11年的生活描述為一場夢，“你永遠是一個局外人。”她說。對年輕的Ellen是這樣，對她的父母更是這樣。

　　Ellen的父母60歲左右，身體尚且健康，雖已退休，但旅游、會友、運動將平時的生活安排的滿滿的。“他們在國內可以獨立生活，可是在澳洲，他們衣食住行就完全依賴年輕人了。”Ellen說。

　　在澳大利亞，Ellen與來自香港的丈夫相識並結合。婚后，Ellen要面對的問題就更復雜了：“我們都是獨生子女，雙方的父母不可能都移民。事實上，他的父母極力反對去澳洲。”

　　回國以前，袁杉在澳洲有一個相處多年的女友。“她一直准備全家移民，可是我父母不願意去澳洲。”矛盾顯而易見，這段關系不得不不了了之。“華人在選擇配偶時多數也還是選擇華人。如果兩個人的父母沒有在同一個城市，即使兩個人一起回國，問題還是難以解決。”袁杉道出了這個群體普遍面臨的困境。

　　Ellen一家就是這樣的情況。回國后，她和丈夫並沒有選擇在老人身邊生活，而是出於工作考慮，到並不熟悉的廣西南寧打拼。“現在父母在北海(廣西省北海市)買了房，海濱城市的生活很舒服，離我們隻有兩個多小時車程，可以經常見面。”她說。

　　專家支招解空巢困境

　　廈門大學教授、華僑華人問題專家庄國土認為，解決城市僑眷空巢老人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並不困難。

　　他首先將僑眷空巢老人分為城市和鄉鎮兩類。鄉鎮空巢老人主要集中在福州、浙江等中國傳統僑鄉，一般都有較強的生活能力，鄉鄰、親友、家族之間能夠相互照顧。城市僑眷空巢老人中，佔比最大的人群是前留學人員父母。庄國土認為，這類人大部分分布在中等以上城市，以大都市最為集中。和農村或一般市民空巢老人相比，這一人群最大的特點是具有較強的經濟能力，受教育層次更高，精神與情感訴求也更多。正因為此，這一人群容易因自視甚高而更不擅於溝通，更缺少與親友、鄰裡之間的聯系。

　　他提醒說，城市僑眷空巢老人面臨的問題首先是缺乏應對突發問題的能力，一旦遇到急病、水電維修或是搬遷，這些老人很難自己解決。其次是缺少親情、缺少伴友導致的精神寂寞。最后，由於與外界聯系較少，遇到問題時不易求助，或求助不及時的情況也很有可能發生。

　　問題盡管存在，但在庄國土看來，這群人的困境並不難解決。基於這一人群相對優渥的經濟條件，庄國土建議社區組織、聯系公益機構，建立專門針對僑眷空巢老人的關懷網絡，動員僑眷空巢老人付費參加﹔僑務部門也應建立關懷網絡，定期對老人進行關懷詢問，同時為他們提供緊急事務求助、定期上門的家政服務、醫療服務、室外活動、老人自娛活動等。

　　除了依靠社區和公益組織，老人自助也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庄國土建議僑務部門協助建立僑眷空巢老人相互聯系的網絡，讓有相似情況的老人互相幫助，各自發揮特長，共同解決彼此的困難。(艾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