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制度反腐时机是否已成熟？
崔海容：2000年秋，我到香港考察学习，廉政公署两个工作人员给我们解答问题，他们对腐败的防和治都很自信，说到利益冲突时。我就假设案例进行提问：如果我是某个大学的校长，我的弟弟到我所掌管的学校当老师，产生了我所握有的公益权与私权间的利益冲突。但如果我的同学在另所大学任校长，为了规避利益冲突，我把弟弟放到他的大学里，而同学的妹妹进我的大学当老师。类似问题，廉政公署是如何处治的？
两个年轻人略作思考，告诉我，香港除利益冲突法规，还有官员诚信处罚体制。如果你利用公权力实施利益交换，规避了法律追责，你就是个没有诚信的人，没有诚信的人就要卷铺盖卷走人，而且任何一个私营或公益性实体都不会用你，因为你的诚信出了问题。我们现在带有基础性的两者建制，都需要加强。
南都：制定利益冲突法，这个建议你提了多年，为什么这么坚持？
崔海容：现在讲两双白手套，公职人员利用亲属或海外关系，通过股权投资、资产转让及证券资本市场等把赃款洗得干干净净。周永康等一些腐败案件都有此类公私权力冲突的特点。这说明我们在治理腐败的法规制度建设上，还存在跟进不够、供给不足的缺陷。比如“职务影响力犯罪”，什么是影响力？上述案例，他们还用打电话写条子吗？
一个公职人员，你的配偶、孩子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些都涉及利益冲突。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任职回避、财产申报、资产处理、离职后行为限制、配偶子女从业等方面的权力笼子，在公权和私权间竖起一道防火墙。
现在已经有很多禁止性规定，过去30多年，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利益冲突内容，中央和国家机关涉及防止利益冲突的规范性文件也有200多个，但刚性罚则和执行力不够，亟待从国家层面实施立法，实现其法治尊严。
责编：王越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