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治腐败和社会管理角度，我们认为身份证实现不可伪性，是最基础并带有根本性的工程。比如财产申报，从提出到探索实施搞了20多年，可从具体案例着眼，一个官员拥有多套房子，而名下只登记一套，剩下的都用假身份登记。再比如银行存款等。10余年前有桩个案，涉案人拒不交代贪污受贿，除铁证之外，其它罪行拒不承认。后来在他的家中查出数百万元巨款，他才承认系不明财产来源。可人出来后，马上串连其所有亲戚，说不明财产是向亲戚们借的，一下列举20来个亲友。由此看出，对于掠夺国家资源，攫取民众财富，挑战法律底线者，虽不属诚信范畴约束的对象，但不管作为个人、单位，还是国家、社会无信而不立。事实证明，建立个体行为记录与责任担当，建立起有独立行为意识到生命终结的信用代码制度，是现代社会管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经验教训的选择。它是最基础性的建制，就防治腐败而言，是兜底和堵漏的工程。
二代身份证实施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率先使用，将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信用基础号码加入。工商总局把企业黑名单与二代身份证号码绑定等等。现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工程，已在实施推进各部门信息采集的完备，并在推进部分信息共享建制，破解信息孤岛现实。由此，工商部门实施的黑名单如实现信息共享，一个串标伪标的企业，就没有机会在任何地方投标。失信惩戒相关制度与法规，在2012年底已跟进实施。先从规章行政条例等做起，时机成熟再通过顶层立法确立。一个国家的强大与进步，制度文明渐进是不可或缺的。
谈警示教育
警示教育是有作用的，但还是要靠制度
南都：你上任预防腐败局副局长时，曾推动“警示教育”。现在中央纪委对于警示教育工作也很看重，警示教育对于反腐败真的有效果吗？
崔海容：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古代一个为官的人，从上到下都说他是个清官，后来他哥哥触犯了法律，他就给哥哥铐上脚镣押解回原籍。故事的结局和大家的想象正好相反，镣铐内包的全是金子。这个故事在电视剧《天下粮仓》中也有展示。人的占有欲是其天性，生发自然，所以古人总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作为社会人，其个体学养与修炼，又千差万别，层级与阶界也相当分明，这是后天教化的作用。所以古人又结论，小人取于利，君子取于义。警示教育的功效也就体现在这里。但真正形成定力，做到非义之财不染，除密织的法规界定，严格的道德约束，没有个体崇高心性的追求，是很难实现的。能够成仁的也是凤毛麟角，多属文臣大儒。如唐太宗时的魏征，忽必烈时的不忽木，死时连丧事都办不起。
现在警示教育，大多以案说纪讲法，最终还归集到法律制度的威慑上，警示历任者遵纪守法。有些人文素养追求已经很高，就像一个吐丝的蚕，很透明，警示教育也就在其次了。
南都：下一步反腐败制度建设你有什么思考？
崔海容：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并提出要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强调“立法先行”和“立改废释”并举。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前不久又在主要省管干部会上要求领导干部要做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掌握法律，敬畏法律，捍卫法律。十八届领导集体非常清醒，国政治理现代化重要抓手非法治莫属。按照中央要求一步一个脚印抓好落实是其首要工作。
其次，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强化层级监管，明确权力边际与责任担当，实施问责和责任追究。你做这个官，就要尽这个职，负这个责。区划公权与私权间的界限，明晰拒绝相关权力人利用你手中公权谋私的行为。
再次，就是新届中央纪委推行监督全覆盖机制，在坚决打击腐败的同时，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目标。将监督之责与监管之责严格区分开来，分野清楚，各职其能。
总之，一是靠制度建设；二是靠文化承载的德性修为。
谈制度反腐
防止利益冲突的刚性罚则和执行力还不够
责编：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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