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生说，对于桑兰的指控，“我们全都不认，但是同意进入庭审。因为，事到如今，已经别无选择，只有通过法院审理，才能澄清事实，洗白自己。当然，我们无端蒙受不白之冤，精神、时间和金钱上受到重大损失，我们必须保留反诉索赔的权利。”

　　被告：有足够证据讨回清白

　　他说，在剩下的指控中，桑兰基金是核心的一项。账目不清、不当得利和侵吞这3项指控都跟基金有关。他说，基金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桑兰的身上，每一笔收支都有账目。这些账目不仅可供桑兰查阅，也可向社会公开。

　　他说，桑兰基金是1998年桑兰在纽约友好运动会上摔伤瘫痪后在纽约州注册成立的，目的是帮助桑兰渡过难关。基金章程经过正式批准备案，因此完全合法。

　　他说：“基金的支出主要是从1998年8月起到2008年12月为止的10多年间，每月向桑兰支付500美元(后来因美元贬值而增加到600美元，10年总共支付约6万美元)的生活补助、桑兰在美国期间保险公司不负责支付的各种费用(不包括我们照顾桑兰一家三口在纽约10个月的各项费用和桑兰回国后我们为她支付的费用)、1999年1月份在纽约法拉盛为桑兰举办筹款活动的支出、桑兰回国时的3张机票和大批私人物件的装运费用等。2008年桑兰到美国做‘感恩之旅’(她自己的说法)，我们认为基金已经完成任务，把剩余的14.3万美元汇交桑兰在北京的银行账户。”

　　刘国生说，“基金的账目是清楚的，我们不仅(将账目)保留下来了，而且欢迎各界查询，过去也曾多次公示有关账目。”

　　刘国生说他和谢晓虹根本就不是桑兰基金的开户人和所有人。他说：“基金有三位受托人。他们才是基金账户的开户人和所有人，根据基金章程的规定，有权决定基金的用途。此外，基金的任何支出，都需要三位受托人中的至少两人签字认可。我和莫虎律师都不是受托人，未经同意，都没有权力动用基金的一分钱。我们和三位受托人都没有向基金提取任何管理费用或酬金，基金的钱，都实实在在地用于桑兰，这是有根有据的事实。”

　　刘国生说：“10多年间，我们为桑兰义务承担了基金的筹款和管理责任。如今，桑兰在诉状中指控我们利用基金控制她，并且指责我们拒绝向她提供账目，甚至还曾经说我们从基金中窃取了1000万美元(被助理法官建议撤销后，桑兰取消了这一指控)。这些都完全不符合事实。”

　　对于其他一些琐细的指控，刘国生也一一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并且展示了很多证据。比如桑兰诉刘家侵占了她的获赠礼物、尿布、导尿管等私人物品。刘国生则说那些都是桑兰带不走而遗弃不要的东西。刘国生手中至今握有桑兰1999年回国时的海运单据。这份单据显示，除了随身托运行李外，桑兰还有一大批个人物件带不走，不得不通过海运送回国内。海运行李一共有17大箱，总体积为8.181立方米，总重量达1750磅(约为793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