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统科学奖得主王跃的生活【2】

没想过会放弃事业

两人重逢后结婚，陈莹随后放下工作，随夫前往美国。她说：“没想到出去后就不回去了，也没想过会放弃事业。”

抵达美国后，只懂中法文的陈莹顿时成了“文盲”，经济和社会地位从云端掉到谷底。她回忆说：“我从小对自己要求很高，要在经济和各方面靠丈夫，我心理上是蛮难受的。”

隔年陈莹怀上大女儿，王跃忙于研究无法全力照顾，她怀孕5个月时体重只有49公斤，只好独自回国生孩子。

她回忆说：“11月的北京很冷，我剖腹生下大女儿的第三天夜里，身边没有家人，护士让我穿着单衣自己转换病房。结果我高烧不退，差点见了死神，却没法打电话通知丈夫。”

住院了22天，未病愈的陈莹坚持出院，不让父母一边在家中照顾已出院的女儿，一边还到医院照顾她。3个月后，她把女儿暂时留给父母回到美国，进修一年后，通过英文和GMAT考试，在1987年考入圣托马斯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课程。

大女儿两岁时，夫妻俩把她接到美国。那时王跃已取得博士学位，留校担任博士后研究工作，正考虑着下一步该如何走。

加拿大还是新加坡？

不久后，王跃投出履历，很快接到加拿大一家研究院的回音。

而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院那时成立不到两年，研究院创办人兼第一任院长陈仁惠教授爱才若渴，也向他伸出橄榄枝。王跃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每天都会接到陈教授的越洋电话游说他加盟，还开玩笑地说，来新工作将是一个“金饭碗”。

但他对新加坡没什么概念，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也不知道本地科研是否与国际学术界有很好的接轨，有些犹豫。

最终还是妻子让王跃定下心来新加坡。陈莹说：“当时留美的中国人少，我们和来自台湾、新加坡的同学打成一片，以华语交流，关系密切。尽管对这里不了解，却有一种亲切感。一想到这里有朋友，又靠近老家，见父母容易，就决定来了。”

新加坡是幸福的家

抵新后，王跃的研究很快上了轨道，发表了许多有重量的论文。两个孩子接受本地教育，双语能力出色。陈莹则先后在本地从事金融和教学的工作，但与法律沾不上边。

在1990年代中期，新中两国经贸发展迅速，本地法律界的触角开始伸向中国，陈莹曾被本地两家律师事务所聘请负责中国法律事务。但由于常须出差去中国，而孩子年纪还小，因此不得不放弃发展的好机会。

看着留在中国的法律系同学个个事业有成，陈莹却说：“这一路走来有酸甜苦辣，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一个人成不成功要看他幸不幸福，只要丈夫和孩子成功，我也就成功了。”

根已在这里

而新加坡就是他们幸福的家。王跃说：“研究有成果，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外在条件也很重要，很感谢新加坡给予我这么多机会。来这里23年，我们的根已在这里。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大，许多地方都认不出了，感情联系变弱了。但我们这些年走遍了新加坡，对每个地方都熟悉。孩子也在这里成长和受教育，具备东西方文化背景和双语能力，走出去有竞争力。”

对陈莹而言，在本地成为孔子学院讲师，从事与曾祖父的事业相关的工作似乎也是命运的安排。

她说：“父母从前很少谈起家族历史，但始终重视培养我们的价值观。我现在对女儿说，人生要不断探索前行，有时候要连滚带爬，但就是不能犯同一个错误。”

两个女儿出门在外，夫妻俩是否希望她们能回到新加坡自己身边？陈莹说：“我们希望这样，但不会设限，由她们自己决定。年轻的时候开阔眼界，多一点经验，对将来有好处。”(沈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