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新加坡战役：五万华侨上了日军屠杀名单

　　除幸存者、专家学者亲述，部分参考新加坡樟宜博物馆、福特旧车厂纪念馆、圣淘沙西索罗炮台纪念馆现存史料，特此鸣谢。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实施屠杀的场面。

　　罪恶的“大检证”

　　持续半个月 数万人遇害

　　酷暑八月，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通道上栽着的卓锦万代兰由档案馆的职员亲手种植，共44株——象征着新加坡被日军统治的月数。

　　1942年2月15日，当英军扬着一面白旗驶向日军司令部时，这片土地便进入了长达44个月的日本统治期。恶名昭彰的“大检证”，更让新加坡华人历尽劫难。

　　1942年2月16日清晨，日本坦克驶过新加坡市镇，以残暴出名的参谋军官辻政信已攥有一份华人秘密黑名单——陈嘉庚等南洋筹赈机关人员赫然高居榜首。

　　“实际上是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按照计划大约5万名华侨在被屠杀之列，这是根据《华侨抗日名册》决定的。”原《联合早报》执行编辑、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韩山元说，“检证”对象实际包括华侨筹赈会的富人、陈嘉庚的追随者、学校校长、教员和律师、海南人、抗战期间来新的华人、义勇军战士、亲英人士、拥有武器者。

　　很快，宪兵队司令大石正行将市区划分为5个检证区进行封锁。2月18日，第2宪兵队接到了命令，行动计划是3天。而实际上，检证一直延续到三月初。

　　无意擦掉记号捡回一条命

　　每条大街上扩音器大作，年龄介于18到50岁的华人男子被勒令带上一周的干粮前往就近的检证中心报到。就连陈嘉庚的侄儿陈共存，都乖乖去了。“日本兵摆好一张桌子，有些手持步枪，有的则拿着机关枪，我们一个一个走过去，接受检查。”一个日本兵拿着一个印，上面刻着一个“检”字。

　　在年轻的华人们眼里，这个过程开始甚至有点像“开玩笑”。“检查后没事的人，日本兵会在手或衣服上盖个有四方框的‘检’字，便可以走了。”另一些人则被押在一旁，盖一个三角形记号。谁留谁走，全凭日本兵匆匆判断。

　　陈共存幸运地被准走了。当时还无人知道，大检证到底意味着什么。

　　新加坡物流巨头之一傅长春储运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傅新春，其时仅18岁。老人清晰记得他遭遇“大检证”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听到很响的日本兵脚步声进村，后来看到他们捉了很多男丁，用绳子串成一串。”傅新春家对门的邻居被捉走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离村半英里的空地上，日本人对捉来的华人集中检证，随便问一两个问题，便把人分成两拨。“名义上他们是想要捉共产党人、抗日分子，但明明胡乱捉的是农民，其实捉人杀头只是为了恐吓其他人。”

　　最具戏剧化的一个村民叫胡显财，大概三四十岁，是村里一个工厂的工头，平时老实巴交只知做工。当天被问话后，他脸上已经被做了三角形记号。但新加坡气温高，他人又很胖，加上紧张，汗水止不住地在脸上奔流。双手被绑住的胡显财痒得不行，挣扎着用肩膀蹭掉脸上的汗水，不知不觉中记号被蹭掉了。

　　有个军官走过来，一看他脸上没有记号，便立即把他踢到另一个队伍里去。“他后来告诉我，那一队有记号的人被日本军车带走，全部被杀掉了；没有记号的人可以回家，他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胡显财回村后讲述的经历，让全村人不寒而栗——这看起来儿戏的检证，不啻是生命的赌注。

　　手掌软的都被列为知识分子

　　要在短短三天时间里，从新加坡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屠杀范围太广，执检日兵太多，这场所谓的检证呈现着越来越大的随意性。检证的提问五花八门，“其中有一次问的是，受过中文教育的举手，人群中不少人举手，结果都被押走，从此再也没见到他们，后来听说他们被带到实乞纳山遭机关枪射杀。”新加坡人黄成容说。

　　在惹兰勿刹，日军认定戴眼镜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一些日兵触摸受检人的手，凡是手掌软绵绵的，就被列为知识分子；有时甚至只要蓄短发，就被认为是义勇军；有的干脆按年龄组别分批释放群众，最后只留下年轻人。

　　虽然检证对象明确是青年男子，但很多女性和孩子也遭到了厄运。1942年仅10岁的韩锦光回忆他亲眼看到的“检证”——“凌晨四五点，日本兵突然到村里搜人，我吓得躲到厕所里，厕所门被日本兵一脚踹开，我被拉到美芝路宪兵部集合，后来又稀里糊涂被放走，侥幸逃得一命。”而在维多利亚街的检证中心，一些女性也挑选出来留下。“日本兵经常进村捉女人做慰安妇，女孩子只好把头发剪短，着男装扮成男人。”

　　到底多少华人殒命于这场屠杀之中，至今仍是一个谜。

　　由于整个大检证都在武断而混乱的情形下进行，日本宪兵和士兵并没有特意去计算被杀害的人数。韩山元说，日本随军记者高濑在战后新加坡军事法庭审讯战犯时供证，日军预计要屠杀五万华人，但最后是杀了25000余人。日本宪兵部定的记录也是预定目标为5万人，但在法庭上日本军方只承认杀了5000余人。战后中华总商会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时呈报的是四万余人，而战后历史教科书记述的是两万人被杀。

　　从1962年2月15日至今日，高耸入云的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一直树在新加坡市中心的美芝路上。碑高70米，在市区几乎每一个方向都能看到。中心石台上供奉着一个黑色的骨灰坛，每年2月15日，新加坡人都会来到这里焚香烧烛，祭奠亡灵。纪念碑下埋着装满605坛能收集到的无辜骸骨。“这只不过是遇难者的1%。”韩山元叹道。

陈嘉庚儿子陈元济(右)、孙子陈君宝接受专访。

　　对话陈嘉庚子孙

　　领导义捐50亿 未留分文给子孙

　　9月3日，穿梭于新加坡和北京做航空器材生意的陈君宝，将出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提前接到正式邀请的他，兴奋极了。

　　陈君宝是近代海外华侨中最杰出抗日运动领袖陈嘉庚的嫡孙，他的爷爷是辛亥革命以来最负盛名的华侨领袖之一。

　　轰轰烈烈的南洋华侨抗日大筹款，中心就在新加坡，领袖就是陈嘉庚。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至战争结束，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人共义捐达50亿元，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军费也不过18亿元。

　　尽管战时陈嘉庚的大多数企业已经破产，一手兴建的厦门大学也早于1921年就交给了国家，但1938年在东南亚拥有盛名的他仍被推举为南侨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常设办事机构于新加坡的怡和轩。此后，以此地为中心，陈嘉庚领导和组织了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包括动员南侨机工志愿回国参加抗战，直至1942年新加坡沦陷。

　　今日的怡和轩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怡和轩文化组主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董事李秉萱说，他曾经接待过来这里忏悔的日本人。中国抗战爆发之时，新加坡还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中。李秉萱说，援助水深火热的祖国责无旁贷，是所有华侨的共识。“1940年，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访问延安期间会见了毛泽东，返回新加坡后他对延安赞赏有加，认为‘有望’了。”

　　在新加坡，记者拜访了陈嘉庚已经99岁的儿子陈元济，以及娶了中国美女为妻、忙碌穿梭两地的孙子陈君宝。

怡和轩得以保留原貌。

　　他赚的钱大都回报社会

　　广州日报记者：被推选为华侨领袖的，为何是陈嘉庚，而不是其他人？

　　陈君宝：受到全球大萧条的冲击，1934年他的事业基本已经结束，一般来说，破产的人社会地位会随之衰退，但陈嘉庚仍然在侨界享有无人能及的声望和影响力，在于他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废除帮派，热衷教育和公益事业，他赚的钱大都回报给社会。人们对他的尊重和信任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时候，他没有做什么生意，纯粹为社会做事。

　　广州日报记者：现在人们称赞陈嘉庚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华侨领袖，在你眼里，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陈元济：他对我们比较严厉，常常告诫孩子们要说真话，问什么要实话实说，儿女们都很听他的话。早上7点，我们一听到他起床了，也不敢赖床。他起居俭约，早餐吃3个鸡蛋和一根香蕉，喝碗鸡汤或牛肉汤；午餐就是一碗地瓜粥、一条鱼和一碟蔬菜。他每日半天做企业，半天做社会事务，经常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他忙于处理南侨总会日常事务期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乎不曾回过家，家人都不容易见到他。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们只有到怡和轩向他拜年才能与他见面。

　　陈君宝：有一次，我祖母想买一套新家具，因为家里的家具很旧了，但是他不让买。我祖母就很生气地说：“你几十万都捐，几百块钱的新家具却不让买。”他认为：“该花的钱，千千万万也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他也不允许办婚礼、丧礼，认为太花钱，不如把钱捐出去。他的女婿李光前与他女儿结婚时，是趁其当时流亡在外，没在新加坡才敢操办婚礼的。

　　被悬赏100万通缉

　　广州日报记者：1942年新加坡沦陷以后，陈嘉庚避居印尼，家人是否受到牵连？

　　陈元济：日本入侵新加坡后三四天，父亲坐船秘密离开新加坡，一去就整整三年多断了音讯。其他家人妇孺分几批避走他方，一批经仰光、昆明去重庆，一批由我哥带领，坐船到了印度孟买，住了三年多，直到日本投降才纷纷返回新加坡。男丁大多都走不了，一年多后，我和弟弟改名换姓，坐火车逃到槟城投靠姐姐，在日本东京银行上班做会计，因为最危险的地方可能也是最安全的。三年多的日占期间，陈家一大家族的人全被拆散了。陈嘉庚当时是头号通缉犯，头上还有100万的悬赏金，家人也受牵连，但很多人都在暗中帮助我们。

　　他做的事令子孙深感光荣

　　广州日报记者：陈嘉庚将一生所得都捐给国家，倾尽巨额资产捐资兴学，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是否能够理解他？

　　陈元济：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感到非常欣慰。父亲做生意赚的钱大多都寄往福建集美学校，没有给自家留下储备金。我们这些孩子在自家工厂里做事，每月所得只是一份工资。他在国内去世前，把最后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五十万元作为北京华侨博物馆建设费用，五十万元用作集美学校福利基金，二百多万元用于办学。(此前，陈嘉庚还曾交代，子孙如果归来，每月生活费25元，如有支领工资，则要扣除。)

　　陈君宝：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数据显示，他个人捐了一亿美元的资产。我们这一辈的亲人在一起也谈及这个问题，我们达成共识：钱是他赚的，他要怎么花是他的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要是给我们，那是我们捡了便宜；他实际上没有给我们，但他用这些钱所做的事，使我们这些后辈深感光荣。最近，新加坡一个地铁站刚刚以陈嘉庚命名。

　　广州日报记者：你最敬佩陈嘉庚哪一点？

　　陈君宝：对我来说，他不只是爷爷，他也是我崇敬的人。现在要找到一个跟他一样的人，很难。他在晚年选择回国定居，是因为他觉得回国更有价值。我们现在对祖父的纪念就是，每隔几年，都会组织一次亲友团回中国，去家乡看看。我们现在的家族很庞大，总共有300余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都有，反而做生意的不多，但是回乡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在一起。

(责编：吕文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