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白云怡】无论是去年6月巴拿马与台湾当局“断交”,还是今年5月多米尼加与中国大陆建交,都将国人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遥远的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进一步的采访发现,那里的华人不仅在擅长的商业领域取得成功,在政治、科技等领域也有着不凡的成就,他们更是能坦然公开地分享对“母国”的感情与牵挂——这与海外一些地区华人谈及祖籍国时的小心翼翼对比鲜明。《环球时报》记者最近专访多米尼加驻华使馆代办吴玫瑰和巴拿马驻华使馆参赞林锦珍,“巧”的是,她们都是华人。记者通过采访感到,华人在她们那里的确没有什么“夹心人”的苦恼,也很少出现被外界诟病的“窝里斗”情形。个中原因,从她们的个人经历与观察中能够一窥端倪。
中华传统通过父辈延续下来
一个常见组合——华人父亲+多米尼加母亲
环球时报:作为一名华裔,你在成长过程中是否遭遇过“融入”困扰?
吴玫瑰:和大多数多米尼加华人一样,我觉得自己拥有双重文化身份。由于19世纪末第一批到达多米尼加的华人基本都是从事矿工等职业的男性,第一批女性华人移民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才出现,故而在相当长时间里,华人男性与当地女性结婚是一种普遍现象。
所以,我们这些在多米尼加出生的二代、三代华人往往有一个拥有中国价值观的父亲,同时有一个掌握本地语言和习俗的母亲。父亲教会我们中国文化中勤奋的工作态度、为人处世的方法以及对长辈的尊敬孝顺,母亲让我们轻松学会西班牙语,更好地融入社会。正因为如此,从小我就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双重文化认同,脑海里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双重性直到我成为多米尼加驻华代表那一刻才真正得以统一。
环球时报:华人顺利融入是否也有多米尼加社会文化自身的原因?
吴玫瑰:是的。多米尼加是一个很开放、多元的国家,那里有各种族裔社区:德国人、二战时期移民过去的犹太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可以说,绝大多数二、三代华裔都接受了高质量教育,这对一个少数族裔来说非常重要。
我个人就曾在多米尼加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那里的教学水平很高,周围的同学从未拿我的华人身份开过玩笑,反而请我帮他们一起学习。在多米尼加人眼中,华人是一个非常努力、杰出的群体,在各个领域都有很优秀的代表。
枕头下常压着一本“红宝书”
环球时报:你担任过总统顾问和矿业部副部长、技术部副部长等职位。华人身份是否曾给你带来困扰?
吴玫瑰:多米尼加人对政治的热情和参与度很高,几乎每个人都喜欢评论时政。我是在冷战时期成长的那代人,年轻时看过很多毛主席的著作,枕头下常压着一本“红宝书”,我的很多同龄朋友认同当时的那股共产主义思想潮流。
不过,真正引导我走上政治道路的是多米尼加第一位民选总统胡安·博什。上世纪70年代,在他刚访问完中国并和周恩来总理会晤后,当时还很年轻的我有幸在一个场合见到他。我至今还记得他这样问我:“你是一个越南小姑娘么?”我说:“不,我来自中国广东。”当时他的人格魅力和他与中国交流的政治愿景感染了我,后来我加入他领导的政党,也就是现在的执政党。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多米尼加政府一直对我很信任,我负责过很多代表多米尼加及国际交流工作,参与过美洲银行等机构的工作,族裔身份从未带来什么麻烦。尤其是多米尼加上一任总统费尔南德斯和现任总统达尼洛·梅迪纳,都对我十分信任:7年前,正是费尔南德斯总统找到我,任命我为多米尼加驻华代表。我当时很吃惊也很激动。在这个国际秩序迅速调整的时代,中国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和决定性作用,向中国靠拢已成为一个必然选择,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些作用,我何其荣幸!
共建“中国城”让我记忆深刻
环球时报:像你一样在政界工作的华人多吗?整体看,华人的地位如何?
吴玫瑰:比起其他族裔,多米尼加的华人群体并不大,但却是被大家普遍积极评价的群体。华人很少卷入问题或冲突,而是专注于工作与家庭,为多米尼加的贸易和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
华人专注的领域十分多元。有像我一样参与政治的,目前已经出现华人省长、议员甚至部长。更多华人依然主要在贸易领域工作,有很多进口商,也有开工厂的。还有很多人在艺术和科技领域取得不错的成就,有华人电影制作人和导演,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医生与科研工作者。比如多米尼加第一例成功的开放式心脏手术就是由一名叫“Angel Chan”的华人完成的,他在我们国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管哪种职业,华人做起事来普遍都很认真负责,这可能是我们从父辈身上延续下来的中华传统。
环球时报:在不少国家,华人给外界以“不团结”的印象,多米尼加是否有此情况?
吴玫瑰:一个族群由不同背景性格的人组成,矛盾很难完全避免。不过多米尼加华人之间相处比较和睦,大家愿意一起协商参与某项计划。或许是由于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华人彼此间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冲突:人数最多的广东恩平人大多有自己的工厂,其他地方的人主要做服装和日用品进口。另一方面,多米尼加华人保留着尊重长者、社区领导者意见的习惯,所以性格上比较平和。
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多米尼加“中国城”的建立。10多年前我到旧金山旅游时对那里的唐人街印象极深,回国后就想,如果在圣多明各也建一处该多好。在推动这件事的过程中,各地华人聚在一起,包括台湾人。最终,“中国城”在2008年落成。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我们每周开会时,大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普通话、西班牙语、广东话、闽南语“满天飞”,有时还需要翻译。
华人家庭背景让我更“多面”
环球时报:你的父母和你适应与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顺利吗?
林锦珍:上世纪80年代,我的父母先后从广东中山移民到巴拿马。他们在巴拿马结识彼此,并购买一个仓库做生日庆祝商品的生意——巴拿马人在这方面花费很多。“扎根”过程中,他们遇到很多困难,如语言障碍、文化适应及跟家族几乎音讯断绝等。他们一点点学会西班牙语,和当地人的互动越来越多,不安的感觉慢慢淡去。
我和两个姐妹都出生在巴拿马,我感觉华人家庭背景让我们更“多面”。但融入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当人们看到我们的面孔时,会很自然地把我们当作中国人而非巴拿马人。但我不认为这是困难,而是挑战。在学校里我每天都能学到一些新东西,西班牙语也逐渐成为我的母语。有时候我的朋友会对我说:“安妮,你虽然有一张中国人的脸,却比我们还要了解巴拿马。”
环球时报:巴拿马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情况如何?
林锦珍:就我个人而言,每天的晚餐餐桌都是一次和中国联系的机会,这时我的父母总会要求我们说广东话,所以粤语和西语一起成了我的母语。重视家庭、勤劳、诚实、负责任等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在饭桌上和父母的言传身教一起传给我们。
从我3岁起,每年夏天父母都会带我们回广东看望祖父母,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根”。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亲眼看到中国这些年令人吃惊的变化。
从整个华人群体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中华文化与习俗,而且随着过去100年华人社区影响力的扩大,影响到整个社会。比如大米成为所有巴拿马家庭餐桌上的必备品,巴拿马传统男性服装是一种白色衬衫,它的领子有明显的中国风格;巴拿马人饮茶的习俗也是受中华文化影响。
环球时报:像你这样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多吗?华人身份是否会带来困难?
林锦珍:大部分巴拿马华人都有一个理念:国家好,我们的个人生活才能好。最初,华人大多通过给各个党派提供经济支持来体现存在,随着时间推移,有了亲身参与的意愿和可能性。
我本来打算继承家庭在经贸领域的发展,大学前两年一直在学国际贸易。2009年我在外交部实习的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因此把专业改成了国际关系,希望以后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我的父母最初十分担忧,担心政府始终会把我当作中国人。我劝他们说,我先试一年,不行再辞职。没想到,我一年又一年地干了下来,还有幸在2014年成为驻华贸易代表,并见证两国在三年后建交。
如今,进入公共领域和政府部门的巴拿马华人已经越来越多,总统府、经济部、旅游部、运河管理局等重要部门都有华人。这不仅和华人自身的思维越来越开放有关,也跟巴拿马现执政党的理念有关。现执政党和华人的关系一直很紧密,而且不太被旧的意识形态所束缚,愿意给华人更多机会。
环球时报:巴拿马华人团结吗?
林锦珍:巴拿马华人内部矛盾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激烈。当然,有时也会有一些小摩擦,比如争当侨界领导等。但整体看,每当华社的人有了什么困难,或当国家需要支持时,我们都会团结在一起。比如每年12月,所有华人会聚在一起,为巴拿马穷人捐款。
曾经,华人一起经历过艰难时刻——巴政府大规模驱逐“看起来可疑的华人”。为声援同胞,所有华人关闭店铺,警示政府。这是华人团结的一种展现。
这和当地宽松的氛围也有关,这个国家本来人口就少,各方面关系不复杂。在这样一个离中国遥远的地方,人们不得不依靠彼此,因此更加亲近。
责编：朱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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