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妮可和父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合影。 （来源：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
张炜煜与母亲在长城合影。 （张炜煜供图）
小军毕业时和父亲合影。 （小军供图）
节选自新版“二十四孝” （图片来源：杭州网）
坐高铁时像个小孩子，喝拿铁咖啡觉得“糊锅”了，兴高采烈地在王府井逛街也忘不了老家地里的麦种子……最近，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张炜煜，将这些和母亲相处的小事写进《娘亲进京》一文，并在网上发布，被众多网友评价为“年度催泪短文”，认为“触到了中国人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一家新闻媒体上个月采访了几名在澳洲工作的华侨华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非常孝顺，例如大学毕业后存钱给父母养老、给父母零花钱等。这种“中国式孝顺”让很多澳洲网友十分惊讶。
孝，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以新“24孝”为代表的中国式孝顺成为目前中国家庭的幸福密码。专家表示，在西方罪感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中国孝文化价值需要重新审视。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传统孝文化需要进行进一步创造性传承与弘扬。
“孝”文化心理影响至今
在《娘亲进京》一文中，张炜煜讲述了现代社会进程中母子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的一个个小故事。采访时，他又向记者分享：不识字的母亲最近迷上了看电视剧，他就用电脑搜好，教她如何暂停和开始，“想看了就按一下空格键，不想看了再按一下。”
虽然被很多网友夸为孝子，但张炜煜常常自省：“限于教育和时代差距，子女对父母一些传统甚至落后的见识流露出的优越感和不耐烦，这其实很伤老人心。”
对于现代化给年长一代人带来的冲击，有评论写到：“这样的娘亲进城来了。她不知所措，她小心翼翼。那是一种认生，也是与时代脱钩带来的失重。中国一脚从农耕时代迈进信息时代，本来该几百年走完的路，一步就跨过来了。”张炜煜努力弥补着这种“失重”。
开始工作后，张炜煜一直坚持给父母零花钱，但是节约和体谅孩子已经成为母亲的习惯。母亲现在还是很难适应北京的生活水平，作为儿子，他只能用耐心陪伴和亲情沟通来慢慢抚平这种“时代折痕”，“争取让她开心。”张炜煜说。
时代在变，所幸很多中国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并未受到过大冲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善事父母”等家庭伦理仍是中国家庭的幸福密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对记者表示，“孝”的文化心理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成为东方人文生命构成的重要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军如今和父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因为从事的工作需要上夜班，他每天都会和家人吃中午饭。他坦言，吃饭时不知道说些什么，也会“尬聊一阵子”，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他对父母工作生活情况和所思所想有了更深了解。
虽然父母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小军却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他每个月都在工资里留出一部分钱给父母；父母生日时，他买了电子阅读器和智能手机作为礼物，教他们使用；他还趁入职前的休假时光带着父母旅游了两周。
“花多少钱是其次的，心意最重要。”小军说，孝敬父母、长辈是为人儿女应该做的。“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太多，现在需要把他们带进我们的世界，比如教他们用微信、自拍、网购。不管什么形式，最终的目的和核心没变，就是把我们和父母的两个圈子融合成一个，创造更多的共同语言，让两代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
同为子女，很多身处海外的华侨华人也深受“中国式孝顺”影响。华人谢妮可如今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工作，每个月会给父母600美元，支付他们在澳洲的水电费等生活开支。谢妮可说：“为了让我来澳洲留学、定居，父母付出了很多，现在我想尽量让他们生活得轻松些，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是中国人从古至今践行孝道的基本内容。以孝为本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人伦规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杜鹏对记者表示，孝文化是伴随养老问题产生的，中国古代统治阶层没有能力为老人提供物质帮助，因此要求家庭成员自己承担责任，并上升到道德约束高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如今孝道内容开始侧重于精神慰藉。
西方社会多“利己型孝道”
谢妮可等一些在澳华人“存钱给父母养老”“给父母零花钱”等事迹经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后，在当地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名澳洲网友说：“这些孩子是很负责任的一代，对父母的牺牲进行回报。而很多澳洲父母很自私，他们只想要‘美好时光’，让孩子早早离家；中国父母却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一直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彼此的互相帮助，正是他们成功之处。有多少澳洲人能从中国文化中学到点什么？”
对部分外国人而言，“孝顺”这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词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斯达莉亚是一名正在德国读书的希腊人，当记者辗转询问她对“孝顺”的看法时，她第一反应是通过搜索引擎查询这个词，她的同学也表示从未听说过中国的孝文化传统。交流之后，斯达莉亚说：“虽然希腊没有‘孝顺’概念，但有类似‘尊敬父母’的文化，只是没有孝文化在中国那样的影响力、约束力。”
当然，孝敬父母的文化在西方是存在的，只是不够普遍。“相对而言，西方国家养老更加社会化，而中国家庭成员赡养父母的压力比较重。”杜鹏说，他在国外访学时，有一个澳大利亚朋友，每周末都回家陪老年痴呆的父亲吃饭聊天。
萨拉在美国一所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她对记者表示，一些美国人也孝顺父母，但这在美国文化中并不是主流。
来自荷兰的马维克现在北京工作，他告诉记者，虽然自己没听说过“孝顺”这个词，但觉得中国人这样的做法很好。他笑着说：“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也能这样孝敬我，让我老了后不用自己孤零零地生活。”
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平将孝道分为“利他型孝道”与“利己型孝道”。他对记者表示，“在中国，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得更好，子女希望父母晚年生活幸福，因此绝大多数是基于血缘亲情和伦理使命、不求任何回报的‘利他型孝道’。在西方文化中，与‘孝道’对应的提法有虔诚、感恩等，这种‘西方式孝顺’多是基于市场化规则和履行法律义务的‘利己型孝道’。”
“中西方家庭观也存在差异。”王平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家庭和血缘亲情关系，以家庭为核心层层外扩，形成了家庭—家族—社会—国家的基于人情的紧密关系。家，成为人们精神归宿的原点。西方文化则强调以个体为核心，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是法律基础上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是松散的，因此家庭观念并不浓厚。
新时代践行新孝道
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教父母学会上网，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这是5年前官方发布的新版“24孝”行动标准。如今，很多标准已经成为中国人孝敬父母时的自觉行为。
新孝道标准是相对于以元代郭居敬编著的《二十四孝》为代表的传统孝道而言的。对于传统孝道，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所在。例如，钱穆将中国文化本质上看作“孝的文化”，梁漱溟将“孝”列为中国文化的第13项特征，将具有民族文化认同的“孝”看作中国文化的“根荄所在”。
王岳川表示，孝文化价值需要重新审视。“我坚持认为，孝文化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王岳川说，中国古人强调生命修为从小的地方做起，所以孝对古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大事。新版“24孝”行动标准具有新时代的新思维，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当代实践。
随着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增加和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服务水平提高，基于老年人视角的孝道观也在发生变化。王平预计，老人的孝道需求将逐渐脱离基本生理范畴，向着“安全需要”、“归属感和爱的需要”以及“晚年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需要”迈进。
王平建议，应从发掘、扬弃、转化着手，对传统孝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首先，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继续发掘新时代的孝道资源。其次，摒弃“父母在、不远游”“埋儿奉母”等愚孝，发扬“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等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统孝德。最后，在传承孝敬父母美德基础上，把继承父志转化为继承前一辈振兴中华的大志，让孝道成为人们心灵中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基因”。
“我们要用人们看得懂、听得进、学得会的形式，将孝道教育融入社会教育大系统中，在全社会形成代代相传的向善氛围。”王平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2月18日 第 05 版）
责编：李瑞辰、许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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