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今年26岁的Artan，来自索马里兰。他有一个医生梦，“我从小就希望能帮助别人，觉得医生是一个不需要自己有很多钱，就可以帮助别人的工作。”
高中毕业后，Artan开始考虑留学的事情。他意识到，学医最好还是出国，非洲的医疗水平太差。“我考虑留学的国家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医疗水平要比我们好，第二是学费家里能负担得起。中国正好两个都符合。”Artan说，在索马里兰有一些中国商人从事矿产生意，他所了解的中国，都是索马里兰在中国留学的朋友告诉他的。在朋友的口中，“中国很好，一定要去看看。”
Artan第一次到中国的落脚点是武汉。他现在是暨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2017年是他在中国的第7个年头。
在武汉读大学时Artan已经来过好几次广州。“我在小北有很多朋友，他们叫小北‘小非洲’，我也喜欢把小北称为‘小非洲’。”
每年放假Artan回到索马里兰，都有很多人问他关于中国的情况。“我们那还有很多人希望来中国留学，但是现在中国的签证政策变了，想来留学很难。他们只能等。”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下称新移民法）实施，管理趋严。外国人在中国生活，除了要有护照和签证外，还要随身携带居住证明。这几年在小北周边的小区，还能看到社区贴的提示，提醒外国人要随身携带相关证件，供警察查验。
由此带来对策的变化。有在穗非洲人表示，他们尽量减少用护照登记，这样警察就不容易追查到。一旦签证到期了被抓到遣送回国，就很难再回到中国了。
此外，记者了解到，不少在穗非法停留的非洲人为了避免用护照登记被追查到，会和地下钱庄进行非法的交易。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表示，有些地下钱庄就躲在写字楼里，但是没有熟人引领很难了解到情况，“而且你并不是非洲人。”
非洲人为了留在中国做生意而取得合法身份，也愿意付出昂贵的代价。一般外国人来经商，需要中国的公司开邀请函。现在一张邀请函的价格最高已经被炒到两三千美元。
“我们的签证制度对于他们来说，过于严苛。当年我向监管部门提了相关建议，后来他们也有所改动。警方在执法时，就把非法移民分为恶意和非恶意，短期的非法滞留交罚款就可以了，不再像以前可能几年无法入境。”梁玉成说。
梁玉成告诉记者，他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非法移民，来中国的前两三年是有合法身份的。
新移民法实施后，希望获得续签的商人必须先离开中国回到非洲，成本上升，获得续签的风险也提高了。当他们在中国的生意稳定后，有些人就干脆冒着法律风险“黑”在中国。
四
2008年，梁玉成去英国参加联合国会议，讨论的话题是50年以后的全球移民问题。
梁玉成说，长期以来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是世界上第二大移民输出国，极大缓解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50年以后将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大量输入年轻人口，将和其他发达国家去世界上“抢”年轻人。
“这次会议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按照人口学的推演，中国有一天将会不得不引入移民，所以我觉得可预先做一些研究。”梁玉成回忆道。
2008年大量的非洲人已经开始在广州聚集，所以梁玉成采用受访者驱动抽样方法研究这个问题。“这个方法专门研究隐藏群体和稀少群体，对这些群体进行抽样和大规模调查。在我的受访者中，近一半是非法居留的非洲人。”
2010年之前，从广州搬到黄岐的非洲人住在更靠近广州的江滨大道、黄岐步行街周边。但2010年广州亚运会后，佛山响应广州号召，也开始加强清查力度，并对非洲移民的小区进行频繁搜查。
李志刚指出，2010年中旬，大量的非洲移民离开佛山，为了避开警察，持有居留许可证的非洲移民则选择远离，去更隐秘的城中村居住。
2010年后，在黄岐，非洲人的聚集区躲进两公里外的北村和中村这两个城中村里。
但这并不是这些非洲人最终的落脚点。
2012年深圳大运会、2013年新移民法的实施、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的肆虐，每次大事件发生，相当一部分在穗非洲人都会更小心地躲藏起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人告诉记者，他知道同胞里有一些非法移民。“在不同的时候，被警察拦截的风险不同，通常凌晨、深夜以及午饭时间，是最安全的时候，此时警察少。”所以很多人选择早出晚归。
从2008年开始在黄岐开出租车的袁师傅经常搭载黑人乘客，他回忆称，“没有身份（签证）的非洲人是不敢坐公交和地铁的，他们一般三四个人拼一台出租车。早上从黄岐去广园西路，晚上九十点钟再回来。广园西路离黄岐不远，打车不会超过30元。”
晚上10点的黄岐镇泌冲村，非洲黑人的身影在街上逐渐增多。他们也经常在岐海苑对面的大排档吃夜宵喝啤酒。
根据梁玉成的研究，在2010年前后，在穗非洲人数量达到了近年来最高峰，估计当时的数量约有5万人（包括合法和非法居留人数），但是他没有透露合法与非法居留人数具体比例。在穗的非洲人中尼日利亚人占比最高，尼日利亚人中主要是伊博族人。
伊博族是尼日利亚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曾经想独立（比夫拉战争）但失败了，损失惨重。伊博人在其国内没有政治主导权，被赶到贫瘠的山区。但是伊博人很聪明，被称为“非洲的犹太人”，他们在全世界寻找商机做生意，大量迁居国外。
2010年前后，有专家统计在穗非洲人数量约为2.5万人（合法居留）。梁玉成告诉记者，也正是这个2.5万的数字成为后来大家误解在穗非洲人数量的主要依据。因为按照发达国家社会学统计的算法，总移民数等于合法移民数乘以8。所以当年有研究者用2.5万乘以8，得出在穗非洲人总共有20万人，也对媒体说了这个数字。
“但是这种统计方法计算，忽略了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的警察相较于西方警察，执法权更大。比如，美国的非法移民走在街头，如果没有犯事一般警察不可以查他，但是在中国是可以的，所以中国的情况绝对不能乘以8。”梁玉成认为，这些年由于监管更为严格，出现了非法移民郊区化的情况。
非法移民一般就躲到周边的城市，或者城市监管的死角地带。广州是合法为主，佛山是非法为主，这种情况不光广州有，北京也有，很多非法移民居住在望京。非法移民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现状。
一到晚上，登峰宾馆门口人口攒动，这是大家认识朋友，交流信息的好地方。
责编：樊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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