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元禧
孩子们寄给他的感谢信
孩子们寄给他的感谢信
曾任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区域地质教研室主任，地矿部高级工程师，中国地质学会区域地质与成矿专业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参加开国大典……
说到这些曾经的辉煌，丘元禧的眼中并没有闪过一丝涟漪。这个年过八旬的老教授已经把日子过得平静如水，但他依然坚持，每年都有一两篇独立完成的学术论文发表。
甚至他十多年来一直默默支持贫困儿童入学，周围也鲜有人知。
与那个年代的学者一样，丘元禧退休前的四十年，是兢兢业业扎根研究的四十年。
曾参加开国大典
祖籍福建上杭，1932年出生在广州。丘元禧成年之前，不断辗转于广东、福建、河北。直到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日子才算稳定了下来。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大学生，丘元禧有幸参加了当年的开国大典。
“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并非现在的模样，典礼那天，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划好的片区内。”说到当年情形，丘元禧不自觉露出笑容。那一瞬间，他回到了六十多年前。
当年由于地质人才匮乏，大学才读了三年，丘元禧就提前毕业。1952年，这个南方人被分到长春地质学院，成为一名助教。在异乡土地上，他一待就是22个年头。
丘元禧的夫人是广东人，一直生活在家乡。由于夫妻二人长期两地分居，为了照顾家庭，丘元禧选择调回到广东地质调查大队。他在这里工作了四年时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响应教师归队的号召，他重新回到自己的三尺讲台上。丘元禧随后担任了中山大学地质教研室主任，以及广东省地质学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20世纪80~90年代，丘元禧曾多次代表中山大学地质系参加国家的重点攻关项目，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加国际地质大会……
退休后挑战国际权威
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丘元禧退休的年龄。
“1992年刚退休时，很不习惯，过去参加的会议不参加了，也不带学生，不主持国家基金课题了。”丘元禧觉得，那时的自己正在快车道上跑，“身体很好，精力充沛，科学思维还相当活跃。”
接着，他真的用了七年的时间，做了一件轰动学术界的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位国际地质学界的权威专家到中国讲学，这位专家提出的“雪峰古陆”的构造和演化，一直是业界长期瞩目和争议的问题。
面对这位国际地质权威，和所有地质学者一样，丘元禧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迎合他的观点，做出结论，二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把问题推给后人，三是根据事实，否定结论。 ”
当丘元禧选择第三条路时，当时有很多人觉得这一步走得很不聪明。但他潜下心来，开始研究。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
经过七年时间的科学考察，两年时间的写作，丘元禧终于完成了这项选择。书稿完成后，很快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相中。1998年，当年被该基金会资助出版的地质学著作总共只有三本，丘元禧这本就在其列。
“这本书出来后，在当时业内的确是轰动一时。”1999年出版时，两位重量级的中科院院士王鸿桢和郭今智都为这本书作了序，丘元禧指着序言说：“当时国内也急需消除这位权威专家观点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家对这本书在证伪方面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充分认可。”
照顾病妻资助贫困生
如果不是妻子的病，丘元禧退休后的“风驰电掣”生活还没有尽头。
1998年8月，妻子突然因脑中风摔倒，经抢救保住了生命，却成为严重残疾，半身不遂，口不能语，大小便失禁，记忆力丧失，成为痴呆半植物人。
“由于妻子的生病和致残，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已大不如前。”丘元禧从那时候，才意识到，在过去的这些年，为了他的科学工作，妻子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庭事务。
丘元禧也很快承担起丈夫的责任，他不仅要做家务，还要护理生病的妻子。但丘元禧觉得自己依然蓄积着很多能量。
从1998年开始，丘元禧少了些社会活动，他把自己蓄积的能量，一点点释放出来。几乎每年，在权威的地质学学术刊物中，都能发现他一两篇独立完成的学术论文。
在丘元禧家中一个并不显眼位置，封存着一叠特别的来信。这些来信的信纸并不美丽，但字迹却非常工整。这些都是一个个陌生孩子的来信。
可能这些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信上的每一个字，丘元禧都认真读过。
如今居住在中大宿舍楼里，日子过得算不上十分富裕，但从2005年开始，丘元禧就每年拿出一个月工资来资助一些单亲贫困家庭的孩子。所以每年，除了学生，他又多了被资助的孩子们的问候。
到现在，得到丘元禧资助的孩子已经有近百个。这些被资助的孩子中，最大的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但他并没有把这事告诉其他人，就连平日里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的几个老伙伴，也无人知晓。
“我上大学时，所有费用都是国家提供。现在，只是把当时得到的再拿出来。”看着桌上妻子的遗像，丘元禧默默地说。
责编：关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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