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上流“中国风”：中国壁纸曾风靡欧洲贵族圈

　　海外网5月11日电 据欧洲时报网报道，如今，很多中国家装流行欧式风格。你可知道，欧洲的贵族和上流社会曾经流行“中国风”？包括英国白金汉宫、温莎城堡、法国凡尔赛宫等欧洲庄园和宫殿中，常常能看到许多中国瓷器和家具的身影。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很多欧洲宫殿庄园中的壁纸也是奢侈的“中国制造”，甚至有人不惜剪下“世界上最昂贵的书”中的插图来做装点。本期《欧洲时报》“走进英国博物馆”栏目邀请中国艺术史专家钟瑜平，带您来看贵族庄园中的中国壁纸。

　　英格兰北部约克郡天普纽森庄园中的中国厢房。该庄园多次装修，唯独这个房间的中国壁纸从未被改换过。（图片来源：资料图）

　　广受追捧中国壁纸外销欧美

　　中国外销壁纸有时被误称为“日本纸”或“印度纸”，其实是中国的皮纸。它也称“棉纸”，自然非以棉花造纸，而是取其“纤维洁白如棉”之意。

　　皮纸的原料主要是楮皮、桑皮，工艺要求高。纸厚而坚韧，质地细平滑，适用于书写和绘画。唐代，中国造纸技术有了很大提升，开始东传至朝鲜、日本。“唐纸”的产地广、种类多，质量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一般来说，壁纸即糊墙用艺术加工纸，染成不同颜色，绘以图画，或印上彩色图案，作室内装饰，有时还用粉笺，从内府到民居普遍流行，消耗量相当大。今日故宫中仍可见各种壁纸，多为粉笺，印以彩色花鸟图案，雅致美观。

　　李渔《闲情偶寄》还记载独特的壁纸制法。先用酱色纸一层糊墙作底，再用豆绿云母笺用手撕成不同形状的小块贴于酱色纸上，留出底缝，则“满屋皆水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其块之大者亦可题诗作画，置于零星小块之间”。

　　欧洲模仿中国风壁纸

　　中国外销壁纸于16世纪中叶由西班牙、荷兰的商人从广州购买后经澳门运往欧洲出售。不久，欧洲国家也仿制中国壁纸，1638年，德国人沃尔姆斯（Worms）与法兰克福（Frankfurt a.M.）尝试模仿过中国花鸟图案的金银色纸，以代替原来悬在墙上之昂贵的羊皮画。大批中法混和式壁纸，由让·帕皮隆（Jean Papillon，1661-1723）于1688年制作成功，他因此被称为“壁纸之父”。

　　虽然如此，欧洲的仿品多半以版印为主，仍然无法满足名媛、绅士对中国的绘画性壁纸之需求，因此，英国仍从广州进口大批中国壁纸供其本国需要。1685年，海禁开放，置云台山、宁波、漳州、广州四海关。同年，英商在广州设立商馆，次年广东开始建洋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江苏、浙江、福建三个海关，限广州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十三行”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后，由此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作为西方传教士与商人进入中国的主要城市，广州接受西方文化影响至深，从1740到1790年间，广州口岸商品画作坊相当活跃，其壁纸远销欧洲与美国。

　　中国壁纸大多数是成套的，一般每套有25张或40张，每张大约12英尺长（365厘米），3至4英尺宽（91或122厘米）。以花鸟、风景、生产、节庆等题材为主，甚受英、法贵族的欢迎。这个尺寸是完全按照西方建筑的室内空间决定的，如果裱挂上墙，刚好在顶上加镶一道边饰，这样壁纸一点也不会浪费。通常它们挂起来可以组成一组连续的画面。

　　外销壁纸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种是“人物风俗”类型，表现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手工生产。第二种是“花鸟”类型，第三种则是“人物风俗”与“花鸟”的结合。人物风俗类型的壁纸也有两种题材，一种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题，如居家、买卖、赶路、打猎、牧羊、过节、游园、戏剧等，配上山石花树，建筑庭园与流水小桥，富有东方情趣的种种生活场景。

　　图为广州外销商品画作坊廷呱画室，约1855年，纸本水粉彩，美国哈佛大学庇宝地博物馆收藏。（图片来源：本文作者供图）

　　手工绘制私人捎带出国

　　中国外销壁纸与瓷器不一样，不是大批量的生产与输出，在整个贸易系统中可能属于私人贸易性质，即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船员们私人捎带的中国货物，不列入东印度公司的大宗采购清单。

　　商品画作坊由于需求量大，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进行绘制，所以一间画铺通常会雇用许多画工，如从《廷呱画室》，可见画中至少有三位画师正在进行绘制的作业。为使生产更有效率，作坊经常采取流水式的分工作业，让每一位画师只负责画整件作品的某一个部分。

　　一位曾在中国活动的英国人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至1848年）认为，广东的画家比北京的宫廷画家要好一些，因为他们能够非常精确地为外国顾客制作写实的花鸟画。

　　他们甚至要求数清鱼身上鳞片的数目，以便很好地在作品中描绘出来。他们还能够复制舶来的欧洲彩色版画，连原作的缺点也一一依样描摹。（注：约翰·巴罗曾任马嘎尔尼的秘书，在中国时间为1793-1794年，1804年出版《中国记行》一书。）

　　中国鲜有记录广东省博物馆回购清代壁纸

　　尽管如此，广州应该有不少专事壁纸手绘的作坊。但遗憾的是，今天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任何史料，因此对此类作坊的规模、运作方式等知之甚少。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博物馆近年搜集、购回了一批清代中国外销精品，其中包括清乾隆广州手绘《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据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白芳的资料，该壁纸来自约克郡的庄园，为英国一级历史保护建筑夏活庄园（Harewood House），它曾是夏活伯爵拉斯切利斯家族（Lascelles Family）的收藏。

　　据文献记载，亨利·拉斯切利斯是东印度公司商船“约克号”的船长，曾在1741至1748年三度乘“约克号”到访广州，这套壁纸是亨利访广州时订购的一件装饰品。该套壁纸虽然每幅题材略有不同，但相连起来整个房间可以组成一组完整的水乡稻作、茶叶贸易的广州风土人情画面，是当时外销壁纸中的精华之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套壁纸的购买者及其当时所从事的商贸活动均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是早期中英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1840年左右，因流行趋势的改变，这套壁纸被取下用亚麻布卷起存放库房。2008年，历时多年后，拉斯切利斯家族决定把主卧室重新恢复到“东方风格”，这套壁纸中种桑养蚕、瓷器制作的两组内容被重新裱挂于墙上，每年夏季对民众开放。原张贴于衣帽间的农耕稻作、茶叶贸易的两组画面则于2011年荣归故里。2013年广东省博物馆还特地举办了“异趣·同辉——馆藏清代外销艺术精品展”，展出了外销艺术精品124件/套。

　　左图为哥伦比亚鹊（Columbia Jay），羽毛为灰蓝色，头顶有漂亮的羽冠，尾羽宽大且长。它外形漂亮，很像中国传说中的凤凰；腹部应为白色，赫特芙德夫人却将此部涂上颜色，以配合背景；右图上方有红嘴蓝鹊（Red-billed Blue Magpie），若以人的体态作比拟，红嘴蓝鹊身形“高挑”，如丝带般的长尾巴随风飘扬，展现优美体态，令人神往，它们常被采用为古今花鸟画的主要题材。这只鸟原本是中国画师的杰作。壁纸图左边非常小的鸟名为黄胸鵐，俗称禾花雀（Yellow-breasted Bunting）。（图片来源：壁纸图片由利兹博物馆/Bridgeman Images提供）

　　链接：中国屏风与壁纸

　　从中国输入的屏风与壁纸很类似，因此很可能正是屏风促使欧洲向中国订购手绘壁纸。从题材上看，手绘壁纸与屏风画类似，而与中国建筑画有所不同。手绘壁纸以花鸟与人物风俗画为主，色彩富丽，内容贴近生活。从形式上看，手绘壁纸也是一套几幅构成一组连续的画面，与屏风画类似，甚至中国壁纸的安装方法也与裱糊护屏风的过程有几分相似。

　　据悉，中国壁纸的安置方法是先在背面衬以麻质的帆布或厚纸，用木制边框绷好后安装在墙壁上，因此壁纸与墙壁之间是不贴合的，容易转移到另一个房间，甚至另一栋庄园。这是否与屏风画的裱糊方式有关？

　　1701年，正是康熙皇帝在位的第四十年。此时，多位欧洲传教士画家先后入宫，专门为皇帝绘制作品，每个人都有中文名字，例如：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贺清泰、艾启蒙、安德义、潘廷章等。为了“中西融合”，郎世宁用中国绘画材料作西画，并减弱明暗光影等表现手法，刻意迎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郎世宁的“新风格”是否影响了中国外销画师？外销画师是当时除了宫廷画师以外最直接受到西方艺术影响的画家，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东西方在美术领域的艺术交流。

　　鸟语花香：走进赫特芙德夫人的“中国厢房”

　　经过漫长的冬季，候鸟开始从温暖的地方回到英国渡过夏季。我们看到柳莺、燕子以及毛脚燕4月回归，雨燕则在者5月上旬回来。暮春之际，天朗日清，我有幸造访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著名庄园天普纽森庄园（Temple Newsam House）；惊喜发现技艺精湛的中国壁纸，画面上栩栩如生的表现效果，令我萌生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春日赏鸟兴起于英国，是贵族的休闲嗜好之一，19世纪20年代，赫特芙德夫人（Lady Hertford，1759至1834年）特别以花鸟图案的广东外销壁纸装饰了她的“中国厢房”（Chinese Drawing Room），有如赏鸟天堂。如今世人才发现，房内的中国壁纸上多添了一些鸟，剪裁自《美洲鸟类》（Birdsof America），事实上，这个创意巧思，却耗费730万英镑。

　　1806年，威尔士亲王，也就是之后的乔治四世国王（1762-1830），造访约克郡的天普纽森庄园，特别送给赫特芙德夫人的母亲一套时髦的中国壁纸，（赫特芙德夫人曾经是威尔士亲王的情妇）。乔治四世被赞誉为“英国第一绅士”，平生好奢华，引领英国摄政时期上流社会的“东方”时尚，他曾经委任知名建筑师约翰·纳西在英国布莱顿兴建规模宏大的皇家穹顶宫，展现出浪漫主义之异国风尚氛围下的一个艺术风格。

　　天普纽森庄园的研究员Rachel Conroy告诉我，1827年间，赫特芙德夫人决定将她的“厢房”重新设计，把存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壁纸贴在在原本的欧洲1790年代花冠纹样壁纸上。天普纽森庄园此后多次装修，唯独这个房间的中国壁纸从未被改换过。

　　此外，她想为画面多添些鸟，特别订购同年在伦敦出版的《美洲鸟类》一书。初版书被称为“双象版”（double-elephant folio），因为里头的鸟图几乎都是等比例绘制的，原版非常巨大。赫特芙德夫人小心翼翼地从书上剪裁下至少28只鸟，将这些“冒充”的鸟贴在中国壁纸的花、树之间，简直与原作配合的天衣无缝，俨然是位女艺术家，见其玩弄写实的技巧。

　　出生于法国的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至1851年）是一位鸟类学家、生物学家和画家。他以对美国鸟类的研究和精细的插图绘制而闻名。他的主要著作《美洲鸟类》被认为是最完美的鸟类学作品，近年在拍卖市场上，该书被称为“世上最昂贵的书”。

　　赫特芙德夫人对调了两只鸟的上下位置，形成中国式的双鸟戏玩石榴构图。图中鸟类为佛罗里达鹊（florida jay），头顶为蓝色，有蓝色的过眼线，喙为深褐色，背部为淡褐色，翅膀和尾羽为蓝色，尾羽宽大。它们经常飞到地面寻找蜗牛、浆果。（图片来源：壁纸图片由利兹博馆/bridgeman images提供）

　　花鸟图

　　花树与鸟类型壁纸，其逼真的写实性来源于中国的工笔绘画传统，这是从宋代院体花鸟画中延续下来的。中国画家入微地观察动植物的自然特征，轮廓勾勒与色彩敷涂一丝不苟，生动逼真，将物像的精确性与壁纸的装饰性两者成功结合，获得欧洲贵族的高度评价。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至1820年）曾说：“有些壁纸上的植物，如常见于中国与爪哇的竹，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一般植物书籍中的插图都要传神。”

　　早期出口欧洲的花鸟类型壁纸，构图较为疏朗。花、树与鸟都刻画入微。而后期出口的壁纸构图显得饱满，并有更多装饰物。比如在上树挂一只鸟笼，或者在前景中增加装饰性的围栏或放置一只盆景等，以增加画面的生动效果。这种发展似乎是为了迎合欧洲消费者的需要。此外，早期的壁纸在细节的准确性上特别讲究，细看后期的壁纸，有时会在同一棵树上发现两种不同的花，但不影响整体的装饰美感。（作者系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中国艺术部负责人，文章经授权有删改）

(责编：吕文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