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家底在内地 称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李嘉诚家底在内地。

85岁的李嘉诚只要在香港，至今每周一至周五在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2号“长江集团中心”办公，周六也上半天班。今年4月，《福布斯》公布本年度华人富豪榜，李嘉诚再次以310亿美元资产，连续第15年成为全球华人首富。

李嘉诚很少接受媒体访问。他常以“我不想树大招风，又不想‘碰壁’——讲多错多，所以会选择一个适当时候，再同大家慢慢详谈”来推谢媒体的采访。

近日，在位于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2号的“长江集团中心”，李嘉诚接受了专访，对“撤资”、楼市、香港前景等热点问题逐一作答，还深入地谈及自己的家庭和人生观念。

办公桌上干净得没有一张纸，他说这是因为多年来习惯“今日事今日毕”。办公室有六部电话，第一部只有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才能接入。墙上挂着办公室唯一的书法，是李嘉诚近年最喜欢的一副对子，语出左宗棠：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撤资是打击商界

扣人帽子的说法

问：今年你的集团出售了上海、广州超百亿元的商业物业以及香港部分资产。“长和系”要从中国内地及香港撤资的传言沸沸扬扬。

李嘉诚：我告诉大家，以2013年为例，长和系总毛收入约为4300亿港元，投资海外(新西兰和荷兰)基建项目则是130亿港元(17亿美元)，实际动用的资金只有80亿港元(10亿美元)，仅占长和系总毛收入不足2%；同时，我们2013年在香港的货柜码头项目也投资了40亿港元，这样怎能说是“撤资”？

集团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业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如果有价钱合理的地会继续买，也可能会卖掉一些资产，或将资产上市，这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我经营国际性业务超过30年，这次是第一次听到来自香港所谓的“撤资”评论，在全球其他地方前所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如果我真要“撤资”，那么最容易的就是“迁册”(将公司迁移注册地)。我一定不会“迁册”，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但作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主持人，我每天都会检讨集团的投资和营运策略，生意规模大小会随着业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而作出决定。

做生意的原则：

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问：你目前出售的资产多为地产，你怎么看香港和内地楼市？

李嘉诚：中国内地房地产过去持续上涨，往往以高于市值的价格也无法投得土地。现在价格的确涨得太高，一般老百姓买不到，投资地产的公司也有危险。

过去两三年我们买入的项目较少。香港地价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趋势……若地产业务继续艰难地经营，高价投地而亏本，就是对不起股东。

我做生意的原则，一方面是对于债务和贷款问题要非常小心，如履薄冰。另一方面，我在地产经营上步步为营。如果地产价格太高，到老百姓买不起的时候经营就有风险了。我不会冒险去赚最后一个铜板。

政府的角色应令

人人都有创富机会

问：怎么看待香港社会的变化？

李嘉诚：贫富悬殊是全球现象。我们在香港投资较大，就容易引来误解。企业家的挑战是帮助建立社会，这需要国家和人民一起尽心尽力地去做。

我认为提供免费午餐难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唯有为年轻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提高普罗大众的就业条件和机会，脱离跨代贫穷。多年来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业税，以支持长远的发展。

对我来说，帮助低收入人士是义不容辞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错误，不能解决社会缺乏上进机会的问题，只向有能力的人开刀，这是错误的。政府的角色应该要令人人有创富的机会，不能选择性地行使权力。

香港拥有不少有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和原则。我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最重要的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

没有退休计划

但做好了准备

问：有没有退休计划？

李嘉诚：没有。我原本打算提早退休，不过现在的经济环境有很多变化无法预料。但我已做好退休准备，大儿子Victor(长子李泽钜)随时可以接棒，很多同事跟随我工作很多年，我没有担心。他对整个集团非常了解，细微之处比我更甚。

我年轻时不喜欢应酬，Victor不喜欢的程度比我更甚。他是好丈夫、好父亲，工作以外跟家人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做事认真，对公司业务绝对清楚，心思细密，财政保守，跟公司同事关系非常好。

小儿子Richard(李泽楷)也聪明，很灵活，虽然喜欢玩，但这几年他的事业有大改变，让我安心不少。两个儿子都聪明，但性格不同，我非常爱他们，他们也爱国。

为有益国家民族的事

卑躬屈膝在所不辞

问：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嘉诚：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多年前，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给他分配财产，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励传承，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

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至今我已捐出145亿港元。我规定基金会不超过20%的用在海外。2013年，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

我对基金会事务亲力亲为，只要项目有需要，我都尽可能出席交流和分享活动。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是我终生职志，绝不求名利。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两所大型医院，市政府领导曾游说写上我的名字，我不肯。他们建议写上我父亲名字，我也不肯，先人如果有知，一定认同我的做法。

帮贫困病人减轻痛楚

是有意义的事

问：你开展对癌症病人提供临终关怀项目，你怎么看待生命的终结？

李嘉诚：喜欢做这类服务的人并不多(因为病人会去世)，反而其他如儿童项目较多人喜欢做，因为回报高。

一个非常冷的冬天，一个朋友患肿瘤，进了私家医院，我探望他，他看见我非常高兴，双手拉着我的双手，要我坐在床边；朋友后来睡着，拉着我的双手也没有放开。我心里想，这个朋友很富有，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但因肿瘤而痛楚不已。内地贫穷的癌症病人没钱接受治疗，生活怎样过？于是立即想到开展宁养服务，我不喜欢“临终关怀”，改为“宁养服务”。

我告诉所有宁养院的负责人，现在使用的药可帮助病人减少80%的痛楚，假如新药可帮助病人减少90%痛楚，即使价格贵一倍，他们也不用问我，立即转用新药。能够帮助贫困病人减轻痛楚，实在是有意义的事。现在，已有42所宁养院，每年捐款增至1亿元以上，每年受惠者在1万多。

十三四岁时最艰难

边工作边抢学问

问：你一生中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

李嘉诚：人生各个阶段都会有难处，我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1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香港。13岁父亲因肺病住院，不够一年去世。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也有肺病，病情危险，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不停抢学问，到旧书摊买旧书看，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跟谋生有关的书。即使最艰难的日子，我也充满信心。

直到如今，我每天晚上都要看书，了解新的科技知识及与事业有关的资讯。无论做什么生意，你一定要喜欢和爱它，这样才有进步。我喜欢新科技，私人参与投资的科技公司有60家，也越来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不少好友游说我出版传记，若干年前我也曾在一个月里，每天花三分之一时间与专门小组整理和撰写传记的资料。不过，有一天突然想到这类传记可能会涉及其他不少人，为免对别人有所影响，最后决定把所有资料封存，不再继续。

如果可以重新开始

可能会考虑参政

问：你觉得一个理想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李嘉诚：站得牢，挺得腰，走正路，有理想地做生意，有理想地做自己。我希望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成为一个有价值、值得人们尊重的国民。我不会认同不诚实和自欺欺人的品质，也不喜欢思维固化、做事死板的性格；对于怒急攻心的人，更加不会妥协。

我一生勤奋，不停地抢学问，面对不开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而此生无憾，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拥有的资产一分一毫均从正途而来；即使有容易赚钱的机会，但对有些行业也坚决不参与。我自问无论如何努力，仍发现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可能会考虑选择参政。

我个人不惧怕死亡。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亮一条路就好了。而且，我还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基金会的工作每天都在进步中，每天都有成果，像在荒芜之地，种下大树，让后人有收获，这是很高兴的事。如果真的要写墓志铭，我会选择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满斗志的两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李嘉诚的黑框眼镜从1972年开始没换过，手表也总是同一块，直到最近旅行中看到一款西铁城的太阳能手表，3000港币买下。他的西装皮鞋穿了数十年，下属说，李嘉诚的袜子不能见人，因为他自己缝补了好多次。

清晨5点59分闹铃响后，李嘉诚一定起床，听新闻，打一个半小时高尔夫，然后去办公室。晚饭后，他一定要看十几二十分钟的英文电视，不仅要看，还要跟着大声说，因为“怕落伍”。以前，李嘉诚看新闻喜欢纸质版，iPad出来后，他就只看电子版了。他现在用的是iPhone手机。

李嘉诚喜欢看电影，而且，看电影时，他的“代入感”很强，每次都会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然后随着剧情起伏，“过他们的生活”。下属说，李嘉诚其实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感。

李嘉诚不喜好交际，在一些朋友看来，他很闷，有时还有点不合时宜。一次，一个官员在李嘉诚面前夸耀他们投了多少钱搞环保，李突然来一句，“不浪费就是最大的环保”。

(责编：程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