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媒：中国式春节 红包“减负”不易

　　2月11日，广州长隆国际大马戏一众外籍演员入乡随俗，当“财神爷”为游客发祝福大红包。中新社发 刘卫勇 摄

　　中新网2月1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文说，小小的红包在华人社会的关系之间有着微妙的含义。在中国式关系链条里，想为红包“减负”，被认为是不容易实现。不同关系之间往来的红包数字，已大致约定俗成，如果不给或者少给，都会被人视为礼仪缺失。

　　文章摘编如下：

　　春节派红包，是华人社会长久以来的传统习俗，除普通百姓之间的礼尚往来之外，小小的红包在社会的关系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含义。随着近年来人情消费的水涨船高，红包开支已成为一些民众不小的经济负担，不过，在中国式关系链条里，大多民众也不敢轻易破坏这个规则，想为红包“减负”，被认为是不容易实现。

　　长辈给晚辈派压岁钱，寓意平安度过一岁，而这俗称红包的压岁钱“行情”的演变，反映出市民消费水平的高低，也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过去红包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质意义，但现在则大为不同。

　　中国不同区域的红包消费有着细微差别，不同人情圈子的红包内涵也有所不同。在广州IT企业任职的钟瑛受访时说，加上孝敬父母的红包，她今年在红包上的花费大约在8000元左右，相当于她一个月的工资。

　　在钟瑛所处的圈子里，亲朋往来的红包额视彼此关系的紧密程度而定，每个红包在50元到300元之间。另外，广州企业里有已婚人士派发红包给未婚同事的习惯，每个红包为10元或20元。在广东打工的湖南人潘玉芳在这方面的消费要少一些，她用于亲戚往来的红包在20元到100元之间，今年过年，她准备在人情往来上花费1500元左右，这相当于她大半个月的工资。

　　对不少家长来说，过年成本的上涨形成了一定压力。今年春节前，《新闻晨报》与手机腾讯网联合推出了网络调查，结果显示，约四成的网民过年要花掉自己三个月的薪水，当中最主要的花费用在孝敬父母和给小孩红包等人情礼上，超过七成人表示，今年的过年花费会比去年高。

　　由于过年的成本高涨，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过年习俗的舆论反思，呼吁让压岁钱回到原有的象征意涵。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教授叶春生受访时说，红包作为中国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在表达祝愿的同时，应当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决定。

　　他指出，中国部分地区保留的旧有风俗便值得提倡，比如在广东顺德、南海一带，民众收到红包打开看过之后，再原封不动地送还给对方，“这样既相互表达了祝愿，又不造成经济负担”。

　　但在中国的“圈子文化”下，单方面为红包“减负”无疑是一项风险。广州的钟瑛便表示，尽管她也认为红包花费过高，但不同关系之间往来的红包数字，已大致约定俗成，如果自己不给或者少给，都会被人视为礼仪缺失。

　　对于中国春节红包的形式，民俗研究专家叶春生指出，不同区域红包的“含金量”有高有低，穷困地区的红包可能只是一元钱，经济发达的沿海一带省市可能高至上千元，而在人情往来的过年红包当中，具有半行贿性质的红包也并不罕见。

　　他说：“托人办事，对方在平常日子不肯收礼，趁着过节期间，就给对方孩子一个比较大的红包。”叶春生说，这种“一半人情一半贿赂”性质的红包，收受双方都要坦然得多，在过年期间很常见。

　　不过，尽管以春节名义的公款吃请现象锐减，作为“台底下”的往来之一，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红包腐败能否得到明显遏制，一些人认为，这也和普通百姓的人情红包一样，很难实现“减负”。

　　东莞一名台商称，在商界与政界之间的交往中，收受红包的现象相当普遍，他认为在新规下，未来的红包来往方式可能会有所改变，比如以“乔迁”、“满月”、“生日”等名义的公开宴请将有所收敛，相应的“礼金”当然有所减少。

　　对于春节期间这一社会的“潜规则”，这名在东莞多年的台湾商人就认为，作为维系关系的重要纽带，红包或仍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利益的推动下，“即便是有新规，但私底下的往来，还是很难说”。